再次，提倡新方法、发掘新材料。为了建立新史学，必须突破旧史学的史料观念和治 史方法。关于这些问题，刘氏也提出独创一格的见解。他在《古政原论始论·总叙》中 ，主张运用书籍、文字、器物三者互证的方法，再借以西方社会学所得出的定例检视之 ，即可以考究“古代人群之情况”。其文为：
        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
        一曰书籍。五帝以前，文字未兴，史官未立，而《三坟》、《五典》复历久无征。间 有记载之书，又以语失雅驯，为缙绅先生所弗道。惟《世本》诸编，去古未远，虽记事 各殊，然片语单词，皆足证古初之事迹，其可考者一也。
        二曰文字。文字造字之初，始于苍颉。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注：中国形声 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予旧著《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即本此义 者也），此可考者二也。
        三曰器物。木刀、石斧，今虽失传，然刀币鼎钟（注：观近代金石书，可见），考古家 珍如拱璧，此可考者三也（注：惜！中国不知掘地之学。使仿西人之法行之，必能得古初 之遗物）。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 迂诞之辞所能拟哉！（注：刘光汉：《古政原始论》，《学报》第1年乙巳（1905年）第4号 （总第4期），《政篇》，商务本第1册，页411至412；《遗书》第18册，《古政原始论》 ，《总叙》，页1ab。）
        刘氏此段文字里有两点最值得指出：第一，他意识到外来的新知与固有的材料两相参 证对古代史研究的进展很有意义。第二，他所谓的书籍、文字、器物这三种材料，如依 其来源和性质来再分，则将之可归纳为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二种。他虽然尚未明确提示 这两种资料互相释证的具体方法，但却已注意到其间颇具互补性，因此主张引进西方田 野考古学，发掘地下遗物资料。这两点见解均体现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而我们从 第二点可以看到日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滥觞。
        三余论
        就以上所言，刘氏早期的史学研究，从形式到内容皆充分展示出晚清新史学的一些主 要实绩。关于新史学的建树，刘氏何以能作出如此贡献？对此一问题，当然会有多种看 法，这里可以粗略言之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刘师培新史学颇具现实针对性。史家留心刘氏学术论著，便知他不甚善于描述 自己著作的现实动机和目的。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例，他在《凡例》中将学术上的 著作目的予以清楚地交待，而对其背后的现实动机却未提及。但这个疑问的解答可以从 他与夏曾佑的学术关系寻得一些线索。
        夏氏长刘氏19岁。1903年前后，刘氏与夏氏之间曾有过直接的学术来往，讨论过有关 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此事见诸刘氏笔墨（注：刘氏在1903年写成的《攘书》中说：“钱 塘夏卿语余曰：上古时为游牧时代，民皆食肉衣皮。至尧舜时，始为耕稼时代，然上级 之民，仍肉食，下级之民，始粒食，故《书》言黎民阻饥”。可惜的是，因缺乏资料， 无法进一步考证刘、夏二先生来往的具体情形。刘文见《遗书》第18册，《攘书》，页 71a。）。其实，刘氏早期的史学论著中，多处有着夏氏的影子（注：参见《遗书》第14 册，《周末学术史序》，页33b至34a；第19册，《古政原始论》，页18b；第50册，《 左庵外集》卷10，《论古代人民以商武立国》，页8a；第69册，《中国历史教科书》第 1册，页41b。又见刘师培：《古今文考》，《左庵集》卷3，页16b至17a。）。尤其是夏 氏《中国社会之原》（1903-1904）和《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全3册）》（1904-1906） 对于刘氏史学的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夏曾佑的古史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甲午战争以后，夏氏由于“马关条约”激起 的屈辱感和危机感，认识到清代“其变已穷”，社会巨变“将在此百年间。③见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页251至261。”前面已说过，夏氏 为了解释这场社会巨变的来去及其造因，认真探讨过中国历史，且追究国家、社会的起 源。在他看来，“中国政教，以先秦为一大关键。先秦以后，方有史册可凭；先秦以前 ，所传五帝、三王之道与事，但有教门之书，绝无国家之史。（注：引文见朱维铮，《 音调未定的传统》，页251。）”正因如此，夏氏重新研究古代史，写成《中国社会之原 》。该文在1903年6月至1904年2月的《新民丛报》上分四期连载。根据现存的资料，初 步可以肯定此文是《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部分初稿（注：别史：《中国社会之 原》，《新民从报》第46至48号合本（1904年2月），《论著门》，《论说》，页1。夏氏 在该文开头处附记表明：“是书陆续编成，次第尚未排定，文体亦不一例，俟长编毕后 ，再行简练成书，今先刊其稿于此，读者谅之”。夏氏此处所谓“再行成书”便是《最 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这本史著的现实动机，夏氏《自叙》表明得最清楚 ：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虽然 ，有难言者，神州建国既古……洎乎今日……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 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是必 有一书焉（注：夏曾佑：《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叙》，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3年10版，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