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的太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朝政的程度看，都远不及明朝。然而，晚清时期，特别是慈禧太后柄政的半个世纪里，太监对朝政的影响力较清前期明显加强，而关键在于出现了一批“权监”人物，他们与朝政发生了密切关系，本文对此试作考察。
    一、晚清权监势力的生发条件
    太监，作为被皇家役使的对象，从总体上说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然而，该群体又专门服务和完全附属于皇家，不免是一个寄生性的社会赘疣，并且，因为与皇家权贵形影相伴的特殊条件，及其内部管理体制上的需要，也总有少数太监爬到比较高的地位，甚至窃取干预朝政的相当权力，实际上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像这种情况晚清时期不惟不例外，而且较比该朝前期突出和典型。这一现象既符合君主专制时代王朝统治的一般规律，也有着当时的特定原因。
    阉寺为患作为君主时代朝政败坏的重要征象之一，往往在王朝的末期表现尤著。从中国历史上阉寺为患最严重和典型的汉、唐、明等几个朝代看，无不如此。而在一朝前期，一般政治相对清明，统治者尚能注意总结和汲取包括太监干政在内的过去王朝施政失败的教训，整肃纪纲，对太监约束较为严格也较为有效。在这方面清朝前期即颇典型。顺治帝时，特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交泰殿内，上面载有皇帝敕谕，宣明以明朝阉寺害政祸国为鉴，严定本朝有关法度，太监“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①。康熙帝登基之初，即将原太监系统的“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宣布“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②。后来，只设从属于内务府的“敬事房”作为太监的专门管理机构，并修撰《国朝官史》，详定宫制。乾隆时又作出太监官衔最高不超过四品的规定。有关种种法规，切实执行。
    清朝后期，国势江河日下，朝政日益腐败，弊端愈形严重，情况较前发生明显变化。有迹象表明，自道光朝开始，皇帝对所喜爱的太监就有所放纵，甚至施以荒唐的宠遇，如“凡内监之丰仪者最为得幸，并为之娶妇，使居南府”，政使太监“恃宠而骄，时多非分之请”③。至咸丰朝更变本加厉。特别是从慈禧太后柄政的同治朝开始，女主对亲信太监的利用、纵容和封赏，愈加漫无限制。晚清权监势力的彰明较著，应该说是由她这里发轫。
    皇帝幼小或懦弱，后党乘机专权，本乃权监势力生发的起码条件。诚如有的论者所言，“母后的宫中，才是太监生存的据点，依附发展的大本营”④。从有关慈禧太后的具体情况看，她酝酿政变夺权之始，就离不开对心腹太监的利用，不然的话，便无法与有关人员进行秘密联络。譬如，她在热河召见恭亲王奕訢，即由“太监数辈传旨出宫”⑤。至于政变成功后，对于亲信太监的非分利用和放纵，更是明目张胆。并且，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干预，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分化繁杂，使得朝政空前复杂化。慈禧太后为了对付政敌，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千方百计地广置耳目，豢养爪牙，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伴随她的太监便大有用场可派。事实上，权监成为后党势力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
    除了“政缘性”因素之外，后宫私生活方面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后宫垂帘听政契机的获得，是以夫亡而子幼的家庭不幸为代价的，在以声色犬马为常乐的宫闱环境中寡居，对于女主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难言的悲苦，由所喜爱的太监伴玩，便成为其日常不可缺少的一种微妙排遣。据晚清宫廷的知情太监忆述，慈禧太后与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关系即非同一般，每日三餐，早起晚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相至问候，慈禧太后常邀李莲英与她一道“溜弯儿”，或是把李莲英招到她的寝宫，两人常常谈到深夜⑥。李莲英则不择手段地垄断专宠。亦据在清宫的知情太监说，慈禧太后曾宠爱上一个叫姚宝生的御医，经常传他进宫诊脉，同他聊天，李莲英怕这个御医占了上风，便设计挑唆恭亲王奕訢，逼这个御医自杀了。
    通观历史上有关情况，充当供男女主子嬖幸的“特种性伙伴”，不失为太监的“功用”之一。而对象慈禧太后这样未便公然撕去“贞节”面纱的寡居女主来说，这种功用就更微妙而重要。至于日常一般性的供役、侍奉，自更是贪逸成性的主子的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而回报所宠爱奴辈的，便是故意放纵和滥行封赏，从而使之具备了干预和影响朝政的权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