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为虎作伥，戕害异己。
    主子脚下的“奴狗”，其另一面又是恶犬。对于主子的政敌和所憎恶的一切人物，他们最惯于吠咬，其阴毒凶狼，非常人所能为。若辈既然能“恃太后之宠幸，凌蔑皇上”（21），既然不惜对落难的珍妃投井下石，那么对主子所恶的臣工们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消说对于手下敢于拂意逆行的一般太监了。他们不光是充当主子的恶棍打手，为了自己的争宠竞势，也很惯于拉帮结伙，互相利用，勾心斗角，戕害异己。他们之所以能够爬升成为权监，这方面的心术和本事不可或缺。安德海、李莲英是这样，张兰德在这方面更典型。他靠倾轧别人爬上大总管的职位后，为了防止别人对此位侵夺的可能，又搞跨了杜兰德、李兰芳、颜海潮、陈瑞峰、万宝斋、狄八等号称“三十六友”的联合势力。他还用拜把子、收徒弟等方式来网罗和扩充亲己势力，将他们安置于各个管事的职位。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是牵连朝政大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权监势力的介入，不但直接作为后党的帮凶，而且使派系争斗更为复杂化，更加重了朝政的混乱。
    第四，仗势恃强，公然干政。
    严禁太监与外官交结及干预朝政，乃有清一代的一条重要“家法”、“祖制”。顺治帝时特立的铁牌犹在，但晚清权监们已视若废器矣。交结外官、干预政事对于若辈来说已成为明目张胆、司空见惯之事。自慈禧太后在热河酝酿发动政变之时，与恭亲王密谋，安得海即参与联络，成为得宠的一大事功。其后遂愈发“干预政事，纳贿招权，肆无忌惮”（22）。“恭亲王去议政王权”，即“颇为所中”，而“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23）。他在出宫南下途中，尚“一路招摇”，“干预地方公事”（24），被查出了确凿证据。其后，李莲英的气焰更不得了。据在军机处供职的官员忆述，李莲英与大臣们在一起时，竟至“宰相、尚书、侍郎、京卿围绕屈膝折腰”，而李氏“昂然竦立于中”（25）。他与大员们的交结联络繁密之极，像与袁世凯之间长时间的相互勾结利用即颇典型。袁世凯固然作了李莲英的一路财神，而李莲英则给袁帮搭一道升迁的无形阶梯。或说李氏“黜陟百官，皆任吾意，皇帝亦无可如何”（26），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若辈在与主子“闲话家常”当中，便参与了评判官员、参政议政的机要之事，确是他人所不能为的。甚至对于光绪帝，李莲英竟也“日进谗言于西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更促使“西后废立之谋日蓄于胸中”（27），他乃至公然“在外廷造谣言，称皇上之失德”（28）。在帝后两党的政争中，李莲英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堂而皇之地伴奕譞巡阅海军，其所肩负的使命更是路人皆知的。连“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29）这样的事情也少不了李莲英的怂恿。李莲英为夺势干政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如把他的美貌的妹妹也引进宫中，本想惑光绪帝纳之为妃，虽遭拒绝未果，但该女得到慈禧的喜爱，“由是莲英得妹助，与王公通声气，威焰逼人，朝士屏息”（30）。李莲英还为他的继子廉价捐官。张兰德在这方面亦不落后。据在他手下当差的太监忆述，张与许多大员勾结，例如“和张勋换过谱（结拜兄弟）”，“与袁世凯亦早有了紧密的关系”（31）。他在隆裕太后垂帘时，竟至“随口称奉懿旨，以为压制之常山宝符，虽对摄政王（载沣）亦有之，况其他乎？以故宫中无敢与抗颜行者”（32）。
    从由上论列的几个方面，已可见权监影响朝政之彰著，危害朝政之恶劣。但也应该注意到，晚清权监势力也不是到了可以完全为所欲为、泛滥无度的地步。譬如说，从其活动范围看，主要是限于宫中，而不像明代那样权监的足迹遍布朝野四面八方，其黑手伸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无所不监”、“无监不乱”的恶局。从其干预朝政的机制看，主要还是紧紧依附和借助于专权的主子，到头来还是狐假虎威，并不像有的朝代那样，权监公然凌驾于名义上的主子之上，自行揽权施政，甚至达到在主子面前指鹿为马的横暴地步。即使清朝灭亡前夕张兰德的骄横，也主要是表现在日常意态上，而远不能一手操政。从祖遗严限太监的法度看，其余威在晚清也还没有消弭净尽，仍然有一定约束力，既使慈禧太后有时也不能全无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