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如今已经有二十年了，弥合东西欧历史学的裂隙仍旧至为重要。苏联统治时期，所有东欧国家内，除教条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占据官方历史学说地位外，很多历史著作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常常体现出沙文主义的偏见。种族的考虑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考虑。因而当西方历史著作从以民族为中心转向以跨民族的道路为中心时，在许多共产主义统治的东欧地区，历史学依然相对脱离于西方史学的新方向。①不过所谓的东欧集团绝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波兰，早在二战前就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史学派，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接触密切，这个学派在1956年第一次政治松动期得到复兴，波兰的历史学家们对巴黎比对莫斯科更亲近。匈牙利某种程度也是如此，②他们与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建立了密切关系，罗马尼亚则要有限一些。即便在苏联内部，中世纪研究领域内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我是指阿隆·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1971年所写的经典著作《中世纪的文化类型》，③随后的1972年，他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论欧洲文化中个人主义兴起的文章。④他不仅仅吸收了西方讨论的成果，也对讨论做出了贡献。在民主德国（GDR），20世纪80年代松动期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声音。⑤我对东欧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了解不多，希望在讨论中能得到批评和指正。某种意义上，所有东欧国家都有与共产主义断裂的一面，但也有连续性的一面。索非亚大学的伊凡·艾伦科夫（Ivan Elenkov）与丹妮娅·科列娃（Daniela Koleva）已经讨论过这个，重点是关于保加利亚，特别是保加利亚史在共产主义时期与结束之后的连续性。有两种类型的连续性，其一是民族主义，带有矛头直指其他民族的攻击性，这种思潮既早于共产主义，也比共产主义活得更长。与此同时，社会史与经济史传统，特别是在波兰，也早于共产主义出现，在共产主义之后仍然存在。保加利亚现在可以很方便地获得1989年以来的主要西方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对那儿的历史写作影响不大。这种孤立在希腊和土耳其也有，只是程度稍轻，他们与西方尤其是与法国学者有接触。⑥在东欧学者的参与和帮助下，我们应当讨论孤立已经克服到何种程度。当然即使西方比东方好些，但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那样，也不是以同一个论调说话。西方比东方更加致力于超越国界，建立国际联络，不过那儿也有着太多的历史著作仍旧着眼于民族。
    回到历史分期问题上来，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不存在清晰的一刀切的分期，它们互相重叠。二战结束后，分析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但历史学老式的以叙述为主和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很活跃，特别是在西德，当然也不限于那儿。当社会科学模式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方法的攻击时，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决没有死亡。我们试图进行分期，即使这种做法只能是近似的。历史与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但不是直接的联系。必须要从历史研究与写作置身其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知识语境中来看这个问题。历史学的分期与历史分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合。这样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视作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未必是历史学的转折点；战争与其后果只是程度有限地影响了历史研究。战前受到训练的历史学家们统治了战后历史学职业很长一段时间。苏联是个例外，那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清洗。德国1914年前受到训练的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有严格的民族主义、反民主的立场，未因政治事件而动摇，直到一战结束甚至许多情况下是二战结束、直到60年代退休后，才被批判的新一代所取代。⑦即使共产主义失败之后，俄国和前苏联卫星国的那些历史家学们，他们多半保住了职位，略作调整后继续坚持老方向。只有东德在两德统一后才有广泛的人事流动。
    我们如何划分这些历史阶段？一战、二战或苏联的失败是一个时期通往另一个时期的转折点么？从1789年到1914年以来漫长的19世纪，以及从1914年到1989年以来短暂的20世纪，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这些年份的每一个都标志着转折点，但又不是完全的断裂。只要我们记住这些阶段是相对的，我们就会同意存在着划分历史阶段的重要年份。下面我要提出一些对历史学产生影响的年代。我们很容易就1914-1918、1945、1989年以及我要做出些解释的1968年取得共识。这些转折点都曾对想象和记忆历史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然而历史分期和历史学的分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历史语境塑造了历史学的方向。历史条件对写作与想像历史产生了影响，历史写作也影响了历史话语。历史学家们对集体记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职业历史学自19世纪创立以来声称的理念是重建过去，用兰克的话说是“如实直书。”⑧这意味着在理论上排除了政治导向。然而很显然，不论是书写的或其他形式的历史叙述，自开始起就都不能与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相分离。没有价值中立的历史学。兰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坚持历史学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一方面抵制自由主义改革者，另一方面抵制他认为的那些反动派，尽管如此，他的政治立场是把后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现状看作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⑨历史研究的职业化自一开始就到处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并通常得到国家心照不宣的资助，不仅仅在德国如此，而且正如埃菲·加兹（Effi Gazi）揭示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如此，包括巴尔干国家。⑩19世纪兰克传统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将彼此看作一方面要对历史客观性尽责，另一方面对德国的民族事业尽责，该项事业要求牺牲自由与民主理念以服务于本民族。法国的情况类似，儒勒·米什莱从浸淫档案中而创作并部分地编造出的历史，也是为了服务于该民族，不过是民主地植根于过去的历史。
    当我质疑历史学家是否能做到客观时，我相信他是或应当是诚实的。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相信，我们不能直接了解过去，我们所拥有的过去的残余需要做出解释、也能作不同的解释。这导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如海登·怀特，提出历史是诗性想象的产物，历史与虚构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11）历史的核心是记忆。记忆与历史意识密切相连，记忆是什么不重要，要紧的是记住了什么。记忆不能用根本不存在的真实加以检测。这就导致了重要的困境。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就表述大屠杀的局限性对怀特提出了挑战，他是研究大屠杀最为深入全面的历史学家之一。（12）怀特立场的逻辑后果将与那些声称大屠杀是捏造的否认者们观点一致。怀特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他承认否定大屠杀是不道德的，也是智力上不可想象的。不过他得出结论说，超越纯粹的事实构建理性描述的叙述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大屠杀发生了，确定发生什么、如何发生、如何组织的描述是可能的。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是可能的，真诚就行。我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责任，是把历史从意识形态史的歪曲中解放出来，去揭开它们所服务的民族的或其它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