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这些以后，让我们思考历史学的分期问题。在库恩（Kuhnian）意义上谈及塑造历史研究的范式是成问题的，情况经常如此，例如当说到兰克的或年鉴的范式时就是这样。自然科学中，科学团体内对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存在广泛共识。历史研究中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某种历史调查方法占主导地位时，就有分期，比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和在20世纪的部分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兰克模式，或者在20世纪下半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模式。不过二者都经常有变化，社会科学有足够多样的方法和提问来制造范式观念，其假定学术领域内的共识是不可操作的。
    我们将寻求界定西方史学内、包括一定程度的非西方史学内的特定分期。我已经勾画出某种主导性历史研究方法的五个阶段，与此同时也知道大量历史思考和写作仍走着不同的道路。我已准备好接受挑战。
    第一阶段，大约从1825年到1900年。这个阶段中兰克模式近似于成为范式。全世界从东欧到德国、法国、美国、印度和日本，这个模式是历史研究职业化过程的内在部分。（13）该模式有诸多方面。我们主要知道两种，即批判的哲学方法和历史研究的职业化。两者至今仍旧是大多数历史研究的中心。批判的哲学方法意味着历史必须建立在对初始资料的研究之上。重要的是历史学家不认为其他历史学家的话理所当然，而是根据他对初始资料的研究发现之上做出判断。这被当成尼布尔、兰克和德国历史学派的重大成就而受到尊敬，事实上该方法并不是全新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此前就采用过，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的历史学也有近似的方法，本杰明·艾尔曼称之为从哲学到文献学的转变。（14）
    正是强调批判的方法，使得兰克传统下的历史学家们宣称，他们的历史写作方法是科学的，不仅仅是科学（geschitsschreibung），而且是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不是寻找偶然性解释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依赖于系统性研究方法的科学。（15）这就在职业历史学家与业余者之间、学术性历史与文学性历史之间作出了明显区分。必须在其成形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理解这种新的职业信条。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兰克模式，反映了普鲁士大学前民主与前工业的处境。（16）该模式源于独裁国家，强调国家的中心角色，强调国际层面上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强调领导人特别是政治领袖的隐私。
    这种对过去的重建，建筑在一种回溯时而非当时被称为历史主义的知识理论之上。它代表了与法国和英国实证主义相对抗的地位。实证主义不是学派，以实证主义方法研究历史的主要代表身处大学之外。他们中如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认为，历史学是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一门科学，致力于确立人类社会由低级状态到高级状态的发展规律。（17）卡尔·马克思在许多方面与实证主义有着同样的基本假定，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更是如此，不过他们将之与激进政治日程联系到了一起。（18）
    问题是兰克模式到底多么科学。虽然其支持者辩称他们将自己从形而上学的假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的方法实际上正依赖于这些假定。他们坚持认为沉浸于资料，将能揭示支配历史的“种种趋势”。兰克说这些趋势不能进行分析或简化成概念，只能直接面对历史学家。（19）对于兰克和后来的德罗伊森而言，这些趋势是天启的，肯定了他们的政治哲学，兰克是高度的保守主义，德罗伊森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混合物，二者一并进入了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因而他们声称的客观性折衷了形而上学的、实际是宗教的预设，他们的历史科学正建筑于其上。（20）19世纪晚期，兰克范式为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职业化的地区所接受，包括欧洲、俄罗斯、北美和日本。受过兰克式训练的年轻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莱斯（Ludwig Riess）受邀为新建的东京大学组建历史系。（21）历史研究的职业化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到处都在密切合作，一般都得到国家的支持。不过，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历史学家，如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他碰巧是兰克的学生，法国的儒勒·米什莱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他们走向了其他的多种方向，这需要不同的方法讨论。
    第二阶段，约从1890-1900年到1945年。转到20世纪，兰克模式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抨击或起码得到实质性的修正。这反映了工业化的高度，也反映了政治中人口部分因素的出现。所谓的方法论（作为方法是有争议的）等同于卡尔·兰普雷希特研究德国史的新方法。（22）他认为历史学必须探索进入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成分。兰普雷希特在德国受到大多数大学历史学家的抨击，他们抓着兰克模式来合法化俾斯麦建立的半独裁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学老师和大众那里，兰普雷希特研究德国史的方法得到了肯定的回应。（23）德国之外，兰普雷希特提出的那些问题成为史学方法深入讨论的一部分，虽然大部分都跟他无关。新的史学潮流有两个要点不同于兰克模式。首先，他们看到，现代世界书写历史需要超越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寻求在历史写作中引入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成分。巴黎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1900年创立了刊物《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ese），正如标题所暗示，其坚持历史学必须致力于广泛的综合，也为年鉴学派铺平了道路。
    其次，他们要求社会科学的开放性，这也是兰克的检查传统所拒斥的。不过，不存在社会科学的模式。一些德国之外的历史学家与兰普雷希特走得同样远，期待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是可能的，但他们要求引入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在法国还有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概而言之，历史学应当对社会科学开放，同时要保持历史的视角。这是美国“新史学”的立场，（24）比利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的立场，（25）也是法国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的立场，他们于1929年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波兰1931年创办了类似名称的刊物，与年鉴派有密切交流。（26）虽说法国和波兰杂志采用了经济史这一术语，它们的定位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后者同一时间内也在法国的历史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不忽略经济因素，年鉴派没有把社会现象简化到经济基础，而是看到了不同因素的互相作用，包括重要的精神风貌。（27）不同于兰克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年鉴派不认为历史是一个正在当代西方实现的进步过程，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社会史的所有主要形式都有着西方的而非全球的定位。
    第三阶段，约从1948年到1968年。这一阶段标志着社会科学战略的重新定位。老问题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在美国，历史学为了能声称是一门科学，必须仿效那些分析的社会科学，它们正渐次遵从自然科学的调查逻辑。（28）科学有两种类型，即一类是人文科学，其寻求理解意义和动机，需要特殊的诠释学（hermeneutical）方法，另一类是那些硬科学，代替这种观念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将历史学首先看作是分析的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工具，计算机的出现为这种定向提供了动力。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调查历史学发展趋势时写道：“寻求量化毫无疑问已成为历史学诸多新趋势中最强劲者，成为区别1970年的历史看法与20世纪30年代历史看法的首要因素。”（29）
    巴勒克拉夫是1979年写的这些话，大量社会史早已厌恶了对数据的沉迷。即便如此，计量方法仍在美国充当重要角色，在研究政治亦即选举行为、人口统计学、城市化和奴隶制过程中运用统计模型。（30）法国也有类似路数，即使年鉴学派称之为心态史学的研究，也是将大量遗嘱输入电脑，从17世纪与18世纪巴黎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来测算世俗化程度。（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