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明清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 》（汲古书院）和岸本美绪《明清的交替与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这两本著作的付梓。 两书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与近年来从江南的“周缘”来仰视江南社会所取得的大量成 果 不同，两者都从正面深入到了江南社会的深层；又如，两者都标榜是以“社会史”的理论 和方法来展开自己的研究的；再者，两者又都意识到了自己的研究是在1981年“地域社会的 视点--地域社会与指导者”研讨会上森正夫基调报告的启发下展开的，等等。虽然有这些 共同点，但两者所关心的具体问题以及研究手法不用说当然有着各自的特点。川胜在他以前 的著作中，就已经论述了明清江南农村的市场经济、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等问题，甚至将现代 中国的乡镇企业都放入考察的范围。在这一次的新作中，川胜除继续对上述问题表示出极大 的关心以外，还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对江南市镇的生产、流通、文化、信仰等问题作 了全新的考察，力图描绘出江南市镇和以市镇为核心的一定空间的历史全貌。与川胜相比， 岸 本要解决的重点则在于，在明清两代政权交替时期的社会变动中，江南社会的“人们为什么 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又是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促使了江南人朝着这个方向行动的”（本书序，i 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分析了明末清初江南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社会统合的状况。也就 是说，前者是尝试从江南市镇与县级以上的行政都市以及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上 来确定其在地域社会中的位置，与之相比，后者则力图从地域社会的民众这一视角折射出国 家的形态，两者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虽然方法论上存在着这种差异，但是，在方法论以外，两书又迫使我们再次面对“国家与 社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旧又新，而且极具魅力。川胜描绘江南市镇的形象是：市镇不 仅担负起了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业，并且还通过民众们具有独立性的、具有献身精 神的活动来组织地方的自治。这些方面的行动，既不是“官”，也不是“私”，从而让我们 想起了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理论。岸本则对以往那种“国家与社会的分 离”、“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这种两分法表示了疑义，提出了“机能上的同型性”这一学说 ，试图对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进行多角度的、灵活的认识。川胜和岸本两人的观点， 包括实证性的问题在内，今后势必会引起很多的争论。但不管怎么说，重新探讨传统中国“ 国家与社会”的构造，不断摸索新的历史框架，在这一点上，川胜和岸本两人的研究无疑是 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对“国家与社会”这一问题的关心，近年来比较突出，“地域社会” 论等方法也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多年来研究者们基于中国固有的理论用各自的语言表 述着自己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这样的学术研究构成了20世纪80-90年代明清史研究的 基本方向。因此，我们希望上述两书的出版能够成为建设性意见大量涌现的契机，将这一课 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论考我们还读到了三篇：森正夫《清代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与地域社会 》（《东洋史研究》58-2）、稻田清一《清末江南的“地方共事”与镇董》（甲南大学《纪要 ·文学》109）和太田出《清代江南三角洲佐杂“分防”考》（《待兼山论丛·史学》33）。森 正夫的文章，是其以乡镇志为线索，从民众的“意识”出发，探讨以江南市镇为中心的地域 社会确立的一系列论考中的一篇。在清代乡镇志的编撰过程中，与明代一样，可以看出发起 人或编撰人的强烈的内在动因。但是，清代的乡镇志编撰还有一种外在的契机，即以市镇为 中心的地域社会群的发展为媒介，意识到了市镇间的相互认识问题，这一点在明代是看不到 的 。根据森正夫的理解，这种外在契机的出现，与其说原有的内发性变弱了，无宁说其内发性 比明代更为强烈；因为编撰乡镇志的发起人，都对该市镇地域社会的公共课题极为关心。 刊布能够明确主张该市镇固有领地的乡镇志，这本身就带有地域社会公共事业的性质。森正 夫 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对这些公共事业发起人（居住在市镇中的生员、监生阶层）的考察，将是 下一个研究课题。在这一点上，稻田清一的论考好象是补充和完备了森正夫的论文一样。稻 田关注的是活动在上海县陈行乡的镇董秦氏。他认为，到了19世纪后期，出现了“地方公事 ”的活动。这种活动，与传统的善举和辅助官治都不同。为了使“地方公事”这一概念能够 顺理成章地成立，为此而设定了乡=镇董的管辖区域。文中，作者阐述了自己对清末“地方 公事”概念的理解，并生动描述了“地方公事”的担当者镇董们的活动情况。对森正夫和稻 田两人的研究大概可以作如是评价：他们正在通过对当时地域社会成员共有的意识--如果 借 用森正夫的话来说那就是“自我同定意识”（identity）--的探讨来一步一步地刻画“地 域”的形象。太田在文中则主要探讨了直接影响到市镇发展的治安问题，从市镇居民的“期 待”这一立场来阐明佐杂各官对市镇的“分防”。
    经济。近年来，试图从各种经济关系角度阐明民间的自律性秩序以及如何维持国家统合的 研究很盛行。1999年，这方面的文章有黑田明伸《货币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系统的兴亡》（《 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15，岩波书店）、《十六、十七世纪环中国海经济与货币流通》（历史 学研究会编《超越国境的货币》，青木书店）、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经世论中的货币与社会 》（同上）、田口宏二朗《前近代中国史研究与流通》（《中国史学》9）值得注目。黑田的两 篇论文，将中国和日本的通货制度、税收制度放在欧亚大陆和环中国海这样广阔空间的经济 变动中，进行了生动而鲜明的阐说。黑田的考察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历史上的货币，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因市场上商品交换的可能性而被加以利用的媒介 ，是这个地区的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支付协同体”的形成。（2）但是，由于货币功能中地 域内的流动性和地域间的兑换性这两个属性，因此，就必然使货币存在着两种形态--当地 的流通通 货和区域间的结算通货。（3）13世纪，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欧亚大陆东西贯通、白银的流 通及其给各地域经济带来的过剩的地域间兑换性，使得以16世纪的西欧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中 ，出现了控制调节地域内流动性和地域间兑换性的本位制。（4）16世纪末，日本的收租方式 由贯高制变成了石高制，这也可以从当时环中国海地区并存着的各种“支付协同体”与全球 规模的贸易之间的平衡所引发的环中国海经济的变动这一点来说明。对黑田提出的“支付协 同体”这一学说，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经世论中的货币与社会》虽然给予了一定的评价，但 是，在地域经济的自我组织性秩序这一点上，岸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君主的权力才得以完成 。岸本从“国家与社会”这一基本框架出发提出的问题，令人深思。田口宏二朗《前近代中 国史研究与流通》一文，对我国的中国前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流通方面--这里所谓 的“流通方面”包含着“国家性物资流通”等，是作为一个广泛的范畴被加以利用的--存 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仔细的整理和探讨，对这十几年来的所谓“paradigm的转换”等论调进 行尖锐的批判。今后，我们所期待的是作者如何解决自己在这篇论考中提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