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思想文化。这些领域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不算多，但却都在开拓着 新的视野。浅井纪《中国近世民间宗教中的末世观与社会运动》（《历史学研究》724），以 明清时期的黄天道及罗教支派的经典《宝卷》为素材，论述了以弥勒下生信仰为核心形成的 末世观的特质及其变化。据浅井所论，民间宗教指导者们的宣教活动，一方面是利用了正统 佛教中的弥勒下生信仰，另一方面又各自对之进行了改造，把自己神化成弥勒的化身，以博 取信赖。因此，《宝卷》作为一种善书的色彩虽日渐浓厚，但仍然维持着弥勒下生信仰，而 善行最终只是逃过末劫回到无生老母家乡的手段而已。浅井对同一教派的宝卷按时代顺序进 行通读，追踪教义变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1999年王见川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全1 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以后的今天，很有发展前途。只是，在今后的同类研究中希望能 够参考大部理惠1996年的论文，该文对宝卷作了详细的考察。滨岛敦俊、顾希佳《浙江省萧 山县小城隍庙调查报告》（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39），此文的前半部，滨岛整理介绍了“ 发现”萧山小城隍庙的经过以及与小城隍庙相关的一些问题。后半部是受滨岛委托从事该庙 实地调查的顾希佳报告的日文译本。滨岛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的 地方。期待着他们今后将资料搜集范围、研究对象发展到常熟、萧山两地区以外的小城隍庙 中。齐藤帧《论王夫之的历史观》（山口大学《亚洲历史与文化》3），对王夫之的代表作《 宋论》中的宋代新法改革论作了探讨，对以往研究中只强调王夫之历史观中进步的、发展的 一面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指出，在王夫之的历史观中，悲观论的色彩非常明显。齐藤的这些 观点是崭新的而且富有启发意义。山根幸夫《郭子章及其著作》（《明代史研究》27），对万 历年间因镇压杨应龙等苗民起义立功、晋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郭子章的生涯及 其 著作作了介绍。川原秀城《“颁正朔”》（载佐藤次高、福井宪产编《时间的地域史》，《 地域的世界史》6），从思想文化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皇帝对“时间”的管理，即历法时辰 的颁布施行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国天文学中的国家（帝王）学的性格--王朝授时学与国家占 星 术--是企求中央集权式的封建制度、经济=天学这一思想性的框架结构所造成的。对 历代皇帝而言，支配“时间”是如何的重要，川原在文章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东亚海域世界。荷见守义《李朝的交邻政策及其演变》（中央大学《人文研究所纪要》34） ，通过李氏朝鲜苦心积虑地收集情报、商讨对策这一动向，对土木之变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 动作了多角度的探讨。通过这个重大事件，弄清了李朝与明朝的册封关系以及与女真、倭人 等的交邻政策，并推定这些政策与明代的北虏南倭政策是连动的。柳泽明《康熙五十六年南 洋海禁的背景》（《史观》140），对以往在清朝统治构造研究中过分强调中国世界和非中国 世界的分离性提出了疑义，作者以康熙五十六年南海海禁为题材，通过分析，认为从政策方 面来看，过去的一般看法应该有所修正。文章对《实录》和《起居注》进行了仔细的比较研 究，描绘了康熙帝的心理活动和变化。由于连续出版了很多档案史料，近年来中琉关系的研 究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去年的研究中，读到了冈本弘道《明代朝贡国琉球的地位及其变化》 （《东洋史研究》57-4）和赤岭守《清代的琉球漂流民送还体制》（《东洋史研究》58-3）两篇 。冈本指出，过去提出的琉球海上贸易发达的理由，其实也可以用于说明其他的朝贡国家， 而非琉球所特有。因此，要想说明琉球之所以能超出其他朝贡国，形成最强大的海上贸 易势力，以往所列举的一些理由是不够的。因此，冈本重新探讨了明朝对琉球的优待政策及 其背景，认为明朝对琉球采取了非常优越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在从来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王 权的东方海上扶持一个新的海上贸易势力。赤岭守探讨的漂流民送还体制，在日本史、朝鲜 史的研究中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在文章中，作者以乾隆年间漂流到清朝的琉球船只为例，从 漂流靠岸到送还，对这一套处理程序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探讨。永积洋子《东西贸易中继地台 湾的盛衰》（《地域的世界史》9）对过去研究不够的17世纪荷兰和郑氏统治下的台湾作了考 察。高铭玲《雍正、乾隆时期福建与台湾间的米谷流通》（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通过 对这一时期米谷的供给地台湾和米谷的需求地福建之间官谷运输--“台运”的分析，阐明 了大陆与台湾间的米谷流通。川胜守《环中国海（东海、南海）地域间的交流与明清帝国》（ 《东海史学》33）和《环中国海地域间的交流与明帝国的册封体制》（《历代宝案研究》10） ，揭示了近年来作者花费巨大心血展开的环中国海地域间交流研究的基本构想和框架。前一 篇是在东海大学讲演时的记录稿，他主张，明清时代环中国海地域间交流的研究，有必要从 同是册封体制下的封国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进行新的考察。这个主张，对主要依据中国王朝与 册封国之间构筑起来的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论”提出了挑战。D.R.霍兰得《中国文明的境 界》（《思想》899，山下范久、须藤瑞代译），探讨了19世纪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转变的过 程中，中国方面对要求缔结国家间条约的日本所采取的对应问题。指出，在中国的官僚中， 有一部分人无法克服倭寇的影响，固执于中华文明概念论和儒教式的解释，但也有一部分人 希望站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考虑这一问题。霍兰得评价道，后者具备了想象新时代中日关系 发展的能力。松浦章《中国帆船的航海记录》（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32），对中 国、日本、琉球保存下来的15-20世纪的有关航海的各种断片史料进行了有条不紊的整理和 介绍。
    周边地区与清朝国家论。在论及清朝“国家”的时候，入关前后的连续和断绝是不可或缺 的研究课题。1999年，贯通入关前后的清朝“国家”构造的议论非常活跃。片冈一忠《印制 中所见到的清朝体制》（《历史人类》27），对象征权威的官印及其相关的规定--印制的变 迁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力图阐明王朝和皇帝的统治理念与统治体制，这是一篇重要的论考。 石桥崇雄《围绕清初入关前的无圈点档案“先汗贤行典例”（满文：nenehe genggiyen han i sain yabuha kooli uheri juwan nadan debtelin--译者）》（《东洋史研究》58-3）， 对第一档案馆藏《先汗贤行典例》的完成年代、内容构成作了说明，高度评价了这个档案册 在清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并提出了这个档案册在被改编的过程中为《满洲实录》所继承这 个假说，这个假说非常有意义，我们期待着作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增井宽也《关于明末建 州女真的强大部族沙济富察氏》（《立命馆文学》559），依据《沙济富察氏家谱》等家谱 、宗谱史料，对沙济富察氏的集团构造进行了详细的解剖和实证性探讨，指出，归附前的沙 济富察氏在地域上已经形成了部族，但是在内部却并存着两个不同系统的分支；归附以后， 作为部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保持着强固的独立性分支的一房（在世代上基本上是四代前后 的父系亲族集团）。此外，作者还撰有《努尔哈赤勃兴初期事迹补遗》（大垣女子短期大学《 研究 纪要》40）一文。楠木贤道《清初入关前的汗=皇帝与科尔沁部酋长层的婚姻关系》（《内陆 亚细亚史研究》14）和《天聪年间爱新国对蒙古诸部法制统治的变化》（《社会文化史学》40 ），从婚姻和法制统治这两个侧面对爱新觉罗国家的政治构造进行了剖析。在前一篇中，作 者运用婚姻模式这个社会人类学的手法，分析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政权是怎样通过婚姻关系 来获取权威和赋予权威的。后一篇探讨了皇太极是如何对内蒙古诸部实行法制统治，逐渐限 制各部族首长原有的统治权的。山下裕作《从理藩院到理藩部》（《史峰》8）主要从清朝对 蒙古的政策这个侧面对理藩院性质的变化作了探讨。指出，理藩院从原来旨在维持蒙古大汗 传统统治形式的机构逐渐演变成以藩部同化、开发为目的的机构，可以说带上了开发部、殖 民部的色彩。华立《清代进入天山南路的内地商民》（大阪商业大学比较地域研究所《地域 与社会》2），分析了乾隆中期以后活动在新疆天山南路的内地商民的移动形态和商业活动， 认为，在内地向边疆的大量人口流动中，清朝实行的汉回隔离政策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
    结语。以上的回顾中虽然没有提到著作，但1999年出版的大量专著却格外引人注目。主要 有 ：松丸道雄等编著的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4）明-清》（山川出版社）、江岛先生米寿纪念 著作集出版委员会编《明代清初的女真史研究》（中国书店）、小川尚《明代地方监察制度研 究》（汲古书院）、川越泰博《明代异国情报的研究》（汲古书院）、佐藤文俊《明代王府研究 》（研文出版）、田居利《清代农业的商业化研究》（汲古书院）、铁山博《清代农业经济史 研究》（御茶水书房），以上这些专著的评述，均有待于专门的书评。最后，由于篇幅关系， 有很多论考不得不割爱，在此深表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