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逐渐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而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的探讨，尤为一些研究者所重视，①这不仅有益于从深层上推进相关研究，而且也会对史学理论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历史来看，范畴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而且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路径及类型，有助于从事物发展规律上提升对范畴的认识。
    纵观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过程，史学批评范畴的形成大致经由两种路径，由此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前人提出的某一概念或观念，经后世史家不断阐发，使其内涵逐渐丰富并趋于稳定，而成为史家的共识；另一种是后人对前人提出的某些观念，加以总结和概括，使其内涵明确，成为人们的共识。简言之，前者是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后者是概括和提升的过程。下面就以具体范畴为例，通过对其生成路径的分析，揭示范畴生成的过程及类型。
    一、连续探讨与不断丰富内涵的路径
    范畴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中国古代史家在反思史学活动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概念或观念，经后人丰富与完善，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运用，并成为人们阐述史学某些特定问题的范畴。
    例如，揭示史书要素和反映史家修养的范畴，就是遵循着连续探讨与不断丰富内涵这一路径形成的，体现了范畴形成的这一规律性现象。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较早提到史书构成要素的是思想家孟子，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②将事、文、义三者视为史书构成的要素，即史实、史文和史义三位一体，构成史书。
    此后，史家不断对这些要素进行阐发和完善，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并逐渐趋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宋人吴缜和清人章学诚的阐发尤为重要。吴缜在事、文、义的基础上，阐述道：
    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③
    这段文字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提出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历史撰述的要素，并对“事实”作出了比较清晰地界定，即“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史家“如是”地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这里的“事实”既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客观历史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④二是发展了前人提出的事、文、义的命题。“事实”“褒贬”与孟子说的“事”“义”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孟子那里，“义”是第一位重要的，故他引用孔子的话加以强调；而在吴缜这里，“事实”是第一位重要的。其“文采”包含着对“史文”的审美要求，这是在孟子所说之“文”的基础上，对史文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三是对三要素作出有逻辑的排列，以范畴的形式提出了在首重事实的基础上，重视价值判断和文字表述审美要求的新认识，使这组范畴成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形态。吴缜是在批评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时提出上述作史三原则的，从而把历史撰述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章学诚对事、文、义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对三者顺序的认识上，强调了“义”的地位。他指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⑤在这里，章学诚不是简单地表明尊重孔子、孟子的说法，强调“义”的重要，它的理论贡献在于用“所贵”“所具”“所凭”把义、事、文三者紧密联系在一个范畴体系中，且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从而成为一个明确的、严密的历史撰述的理论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吴缜与章学诚对孟子所言事、文、义的阐说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史学求真的本质，后者强调历史思想和撰史旨趣。可以说，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事、文、义。
    再如，同事、文、义发展路径相近的是“史才三长”的理念，即才、学、识的提出及其发展路径。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回答他人提出的历史上为何“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提出了才、学、识这一组命题，他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⑥
    刘知幾将史家应具备的修养概括为“才”“学”“识”，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三者的具体涵义，只是作了象征性的比喻，但从他对三者关系的论述，不难理解其内涵，即“才”是指史家驾驭文献、选择和运用体裁、体例及其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指的是包括文献、社会和自然等与历史撰述有关的知识。“识”则是指史家的识见，而“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精神，既是“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涉及史家的品德修养。⑦
    刘知幾之后，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的命题，常为人们所引用。有的学人还补充以“胆”、补充以“力”等。尤为重要的是，清人章学诚在才、学、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对前者予以补充和提升。所谓“史德”，其内涵除以往史家论及的正直、善恶必书等关乎道德修养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论及天人关系，即“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⑧这里的“人”与“天”，是他对历史认识主、客体的具体表达，即“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⑨。他深知“尽其天”之不易，所以他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⑩在他看来，撰史者虽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主观意志，但在主观上应有这样的自觉。章学诚将“史德”提升到关乎史学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层面。
    近人梁启超赞同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也赞同章学诚以“史德”驾驭才、学、识的观点，他在综合这些概念含义的基础上，对其顺序作了重新调整，形成了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一史家修养的范畴体系。（11）其后，史学界普遍采用这四项指标来衡准史家，史家也自觉地将其作为自身职业操守和专业学养的最高目标。
    从刘知幾提出才、学、识，到章学诚补充为德、才、学、识，再到梁启超调整为德、学、识、才，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这一组范畴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