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问题很不好谈，我所阅读的有关论著为数不多，平时获得学术信息的范围也很有限，要做恰当、深刻的概括甚难，只能略谈两点感受。
    第一个问题，关于新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谈一点认识。
    新时期史学理论的进展大约经历了35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大体各占一半时间。前一阶段，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打破禁区，勇于探索，加上西方史学理论大量涌入，探讨、争鸣的“热点”很多，一再形成研究的热潮。后一阶段，从形式上看，“热度”有所下降，但实际上是探讨更加深入。由前一阶段的高潮迭起，到后一阶段比较平稳地向前推进，我认为有其必然性。因为前一阶段理论“热点”接连出现，学者们讨论、争论十分热烈的局面，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四人帮”长期的干扰、破坏，教条主义横行，许多理论问题被搞乱、被颠倒，需要重新颠倒过来，正本清源，因此有一系列重要问题被提出来，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共鸣。加上结束了以往长时间与外界隔绝的局面，国门大开，大量西方新学理纷至沓来，使人们感到十分新鲜，争相各谈感受、各抒己见。这使我不禁想起诗人邵燕祥所写的一篇散文《狂欢不再》，大意说：他本人一生经历过两次“狂欢”时刻，一次是1949年迎接解放军进北京城，又一次是1976年胜利的十月粉碎了“四人帮”，他亲身经历了北京市民欢天喜地、万人空巷，举城狂欢庆祝全国解放和“第二次解放”的情景！他说，两次狂欢都是人民大众的盛大节日，但都是由于人民大众长期遭受奴役和痛苦之后爆发的，都是由于经历了长时期极不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后发生的。我们希望永远过政治清明的日子，人民不再遭受压迫和虐待，因此希望“狂欢不再”。这篇文章所讲的道理对我们或许有些启发。新时期前一阶段史学理论领域出现的高潮迭起的局面，尽管成果多多，殊为难得，然则又是因特殊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在学术史上只能是“特例”。有关历史学理论的探讨，总体上应该是在比较平缓的状态下进行，这才是学术史上正常的现象。
    按我的粗浅认识，后一阶段虽然没有接连出现“热点”问题，但实际上是探讨更加深入，学者们视野更加开阔，而且研讨的专题性强，对于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很有意义。仅只这么说而不举出例证，实在失于空洞。这里不揣冒昧，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举出若干例证。我要着重说明，所举的例证是临时想到的，远远不是基于系统、周密的分析研究而得，难免挂一漏万之诮。一是刘家和教授在其长期从事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主持编著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西史学及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很值得做，但难度极大，必须具备两大条件：第一，对于所要比较的对象有总体的了解；第二，从原始资料入手，研究至少某一文明的历史，并有所创获。刘家和教授治学经过长期积累，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史，包括古希腊、古印度都有总体了解和把握，对于中国古代文明深有造诣，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他的探讨取得了多方面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其中的一项创获是提出：中国与西方学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各自理性认识结构的差异，中国是历史理性占主导地位，西方是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中国人是在运动中把握真理，西方人则是在逻辑中把握真理，而人类不能没有在永恒中把握真理这条路，也不能没有在运动中把握真理的能力。上述著作于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二是刘泽华教授的“王权主义”理论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及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中的多篇论文。“王权主义”既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刘泽华研究中国古代“王权主义”，核心是要剖析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它最终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具体而言，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和的观念体系。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总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此研究者肩负两重任务，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面，应当深入总结和大力阐释，并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思想营养。与此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保守、落后、糟粕的一面，也必须站在当今时代高度予以揭示，剖析其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作用，这项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必须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毒素和影响大力清除，才能成效卓著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张岱年先生曾说，传统学术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大约为三七开，三成是精华，七成是糟粕，应当对传统文化的优良面大力发扬，又应对其糟粕深入批判，肃清其流毒，这是必须严肃对待和长期努力的任务。这一基本主张是张岱年一辈子研究学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无疑很有启发意义。三是瞿林东教授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论述自先秦至明清时期史学家、思想家有关历史理论的成就，内容涉及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民族与民族关系、君主论、国家论、正统论、治乱兴亡、历史人物评价。本书旨在对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遗产作初步的爬梳和分析，进而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脉络、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加深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认识，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借鉴，以裨益于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以往曾经有人认为，古代史学家只是提供了历史资料，谈不上有“理论”的成就，本书以三卷的篇幅对此首次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正是其学术创新价值的所在。四是庞卓恒教授著《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一书，论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再认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意义”等理论问题，依据新时期学者众多研究成果和作者本人的深入思考，对于唯物史观的若干命题作了新的解读。如作者提出，人们熟知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一段论述，是马克思根据他当时所掌握的具体史料（主要是欧洲国家历史资料）所作的论述，是属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有序地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演进的基本原理的一种具体运用，不应视为是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一概适用的普遍规律。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作者提出：《序言》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仅出现一次，究竟何指，从马克思在同一时期所写《〈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草稿）》中关于“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大量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从历史上出现的早晚和原始公有制转变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逻辑顺序上看，它是第一种生产方式所有制形式，其着重点在于阐明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和逻辑的起源；其二是指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即从远古直到19世纪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公社所有制的特征。忽视其中任何一重含义，在理解他的本意时都会陷入困惑”（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0页）。因此，不应当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一切国家共同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或共同的国家模式，而应当恰当地理解其在不同场合下使用的不同含义，破除教条式的理解和公式化的套用。作者又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许多分析和论断，尽管不是“普遍原理”而属于“理论应用层面”，但却是很精辟的，这些论断对于史学研究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五是宁可教授著《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是作者半个世纪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总结，系他病重住院治疗期间亲自定稿交付出版的。本书系统地论述了历史上的中国、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及其运转、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等重要问题，创获甚多。而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宁可教授针对有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不管怎样，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终究与Feudal有别而存在着了。”“其实仔细把它同西欧的Feudal对照，发现二者虽然有别，但相似之处也不少，那就是在小生产基础上大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他赞同马克垚先生在为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所写的中文版序中的观点，强调“我们在找到更好的术语之前，暂先遵从习惯，把战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这两千年的历史称为封建社会”（宁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126页）。所言“遵从习惯”，就是作者所表达的一种坚持。本书入选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以上所列举五种著作，意在证明新时期史学理论在“专题性研究”领域的确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而仅限于笔者所见到的有限的范围，定有大量遗漏，欢迎学术界朋友们举出更多例证。
    第二个问题，应当努力发掘中国史学演进中带有理论意义的新命题，作出新概括、新表述。
    为了推进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我们应着力探讨中国史学演进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要努力总结和阐释那些显示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伟大创造力，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中西融通学理意义的内容、思想、命题、方法，以展示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成就和独特魅力，促进中国学术向世界的传播。这是中国学人的时代责任。这里仅以阐释“司马迁的多维历史视野”作为例证。司马迁的不朽杰作《史记》自从著成之后，历代传诵不衰，至今仍对读者具有巨大的魅力；而且，《史记》所创造的著史格局，不仅影响了中国史学两千年的进程，还一直影响到当代。这岂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从研究层面说，学者们对于司马迁的政治观、经济观、民族观，《史记》主要篇章的成就等，均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尚有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关注不够。这就是，《史记》较之先秦时期《左传》等史著，是由史学初具规模到产生成熟的巨著之飞跃，那么从历史视野来说，司马迁与先秦史家所不同的是什么？《史记》被传统史家称誉为著史之“极则”，是否与其选取的历史视角的特点有关？其中又包含着史家怎样的哲理思考？与此相联系的是，产生于汉代的《史记》的编纂思想，为何能与当代史家“立体式著史”的观念相通？当代实施的大型史学工程又为何能直接从《史记》的总体结构获得启示？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索。我认为，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著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由此表明从先秦史学的初具规模，到汉武帝时代《史记》这部成熟巨著的出现，是由于史家历史观察力产生巨大飞跃而实现的。《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复杂曲折的活剧；再次，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
    与先秦史书相比较，《史记》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由原先的编年体裁更换为另一种体裁，《史记》产生的意义更在于表明：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更深刻的程度。因此，中国史学实现了由奠基阶段向成熟阶段的飞跃！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巨大成功，从史学发展的实践上看，历代正史的编纂者绝无例外地以之为楷模，从《汉书》到《清史稿》，历经两千年均奉为圭臬。故唐代刘知幾赞誉司马迁创造的著史格局气魄雄伟，容量广阔，足以展现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他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史通》卷三《书志》，第57页）章学诚则称赞《史记》的著史气魄和丰富内涵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他针对当时正史编纂所出现的缺乏别识心裁、难以显示历史演进大势、卷帙浩繁、散漫芜杂等严重弊病，提出保持司马迁以多维历史视野著史、诸体配合、气魄宏伟的总体结构和特点，而吸收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起讫自如的优点而加以改造，即“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参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作为改革史书编纂的方向。这一主张，影响了20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探索《中国通史》编纂的总体设计思路。
    更加突出地体现司马迁编纂思想对当代史家产生重要影响的例证，是白寿彝先生对“立体式”著史的探索和成功实践。白先生1946年在昆明五华书院的一次讲演中提出，当时在著史体裁方面是“艰难万状”，问题的症结在于：反映历史的形式是“平面的”，“甚至是点线的写法”，而现今“人与社会的关系日渐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并进行了分析，在史书记载的内容上和读者的对象上也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以前的史书，是以权势者为记载的主要内容，并且是写给有权势者或者权势的附庸者看的，现今却是“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以能供给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白寿彝：《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58～659页）。这是史学研究者第一次明确地论述历史编纂的内容和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历史编纂与读者对象的关系，论述历史编纂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编纂应当自觉地实现变革和创新。而这些也是抗日战争胜利所开辟的伟大新时代，对历史编纂学研究产生了重要推进作用的结果。白寿彝先生这里所提出的“立体式”写法，是要求多视角表现客观历史演进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现状，由历史学家创造性地用恰当的组织形式反映出来。以上这些重要的观点，后来在其数十年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和实践中都大大地得到发展。立体式著史的成功实践，就是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集合众多史学家的共同劳动、历时约20年完成的大型《中国通史》（共计12卷，22巨册，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全书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成为一体的新的综合体裁。这一“立体式”著史的成功实践，恰恰证明了司马迁“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观察和叙述历史”的光辉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