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远的革命
    然而，用“创新”一词尚不足以表达或概括本届大会的意义，因为它的许多议题已经超出了创新的含义或范围。无论你是否承认，我们早已处在一场深刻的革命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场革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悄悄发生了，这就是历史学的数字化。由于身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对历史学的数字化也许感到平淡无奇。但当你将历史学家由字句耙梳、笔耕不辍与以网络工具检索资料、书写文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时候，也许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怎样的飞跃，而且这个飞跃显然还只有初步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历史学家中的睿智者群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领悟了数字化技术的意义，并率先将这一技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这里的所谓应用，并非仅仅指资料检索，检索资料当然重要，但如果仅仅用于资料检索，等于你还不了解睿智者们研究工作的内容，还远没有理解和认识数字化技术的意义。
    我们通常称赞传统史学具有“十年磨一剑”和“述而不作”的精神，也常常诟病有些学者一年出版几本书，因此质量低下，舛误百出。但是将来，如果我们仍然怀着一腔逆反去睥睨或指责那些高产的学者和他们的作品，我们也许真需要有点自知之明了。依笔者的观察和思考，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的一应环节大多都可以由计算机代劳。这就必然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高产出的时代。
    而展望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海量的硬件、软件等电子元素的更新换代，数字化图书馆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纸质图书和传统图书馆或将不久即沦为文物，甚至连纸质书写都可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在写科幻小说，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一趋势已经形成，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以此观之，历史研究将是一个把数字化、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新学科。今天，我们可以将这个学科称为交叉学科，但将来或许连这样的学科概念都不再存在。那时候，历史学家必须依靠数字化技术进行研究，这对传统历史学而言，当然是一场革命。遗憾的是，国内史学界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根据王育济教授的披露，“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是以美国史学会的名义申报和主持的，中国史学界虽也有相关讨论，但几乎不可能上升为国家历史学会的主题。这正是国内史学界与欧美史学界的差距所在，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可能还远没有觉察到这种差距。这是一场深远的革命，它将颠覆传统史学，荡涤陈旧观念，迎来史学研究的巨大变迁。
    但是，历史学的数字化是否意味着“史学的转向”呢？无论创新还是革命，都必须以继承为先决条件，没有继承的创新和革命是不可思议的。历史学的数字化无疑建立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所谓基础，恰恰强调和表达了史学史的连续性，从而证明历史学正在沿着它的内在轨道向前发展，而数字化以来或之后的史学史不过是全部史学史的一个阶段，所以不存在“史学史的转向”问题。在历史学的客观性面前，无论高估还是低估，都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客观与平实。
    五、机遇还是挑战？
    开幕式的主题发言和四个主题会议无疑都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但唯有数字化技术覆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而且在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学术思想等方面引发了全局性变革，这是其他主题所无法比拟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启了历史研究的新时代。仅就资料检索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像今天这样轻易而方便地跨越山海，瞬间就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可以说，居住在地球不同地区或角落的学术同行现在同属于一个学术社区、比邻而居了。在闭幕式上，希耶塔拉对“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与“数字史学的国际扩展”的会议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对历史学家具有深远的意义，历史学的数字化将形成新的史学方法和新的研究工具。本届大会提交的论文显示，发达国家的学者已经在众多领域、众多方向建立了数据库或实现了数字化，如古希腊与拉丁文铭文欧洲网络数据库、中世纪欧洲外交史料的数字化、近代史研究的数字化、1205-1533年海上丝绸之路的互动全球史网络、历史学家、政治和数字化转向等。当这些数据库投入使用并得到推广后，我们的研究又将获得怎样的发展。历史长河从来都眷顾那些引领风骚的弄潮儿，对于历史学家中的那个“睿智者群体”，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而接下来，将围绕这个“睿智者群体”形成新的一代历史学家。
    但如前所论，这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既然是革命，就必然意味着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是指古老的历史学、历史学家的职业将与现代技术融为一体，历史学家出于工作的需要必须了解、研究数字化技术。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但如果你不懂数字化技术，即使有再好的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也难以进行历史研究。到那时，职业历史学家群体恐将面临清理和选择的可能：缺乏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固然不能从事这一职业；不懂数字化技术同样难以从事这一职业。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历史学家就只能从熟悉甚至精通数字化技术而又有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的人中选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的数字化将给历史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和考验。这方面，国内学术界可能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
    另一种挑战和考验来自新媒体和非职业历史学家。新媒体的发展将给历史学带来怎样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很难评估也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历史学的数字化开始之前，新媒体的数字化已经很成熟。新媒体与数字化原本有一种亲缘关系，这种关系使新媒体的数字化享有一种天然的便利，因此而成为最先数字化的门类之一。历史学则不同，它与数字化分属两个系统，历史学的数字化自始即存在天然的不便。当新媒体倚借数字化的强势进入历史学领域的时候，历史知识的传播还主要建立在课堂、课本、书斋、著述之上，蹒跚而行，亦步亦趋；而经过新媒体的大规模入侵后，才开始倚重大众传媒或新媒体技术。这当然是一个巨大进步，却也伴生了本届大会开幕式上的希耶塔拉之问：当代的历史果真要由电影、电视、BBC或CNN来书写吗？这个担心显然又不是多余的，因为趋势已经很明显，对于大众而言，历史知识的传播者已不再主要是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述，而是编剧、演员、影片、视频、戏说、传奇等等。这就如同生命力极强的外来物种侵入了本土生物界，其滋生、繁衍之快，对本土物种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又形成了类似美国公共史学产生后历史学面临的窘境：一方面，传统史学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大学历史系教授或职业历史学家基于固有的清高又看不起公共史学，或视之为“二等公民”，报以“怜悯”的态度，或表面上肯定它的作用，实际上是出于“职业的礼貌”。那么怎样才能既保证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知识的传播，又能够维护和保持历史学的客观公正呢？历史学家应首先放下自己的清高，然后接受希耶塔拉的建议，与媒体、记者、文化传播者、非职业历史学家展开合作，接受他们的咨询，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只有勇于面对和适应时代的变化，认识、学习和研究数字化技术，与新媒体结缘，才能化挑战为机遇，迎来天高地阔的明天。
    由于大会包罗宏富，涉及广博，而栏目容量有限，难以俱评，只能就大会的一定范围或某一议题做出评论。本文已经通过一些特色鲜明、意义重大的议题谈了笔者对大会的总体观察和认识。四个主题会议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且采用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好评，自然成为评论的对象。主题会议之外，很多专题或领域也都富有新意，不仅构成了大会的重要内容，而且分设多个会场进行了讨论，理应纳入笔谈之列。即以古代中世纪史为例，弗兰克先生说大会议题在这方面存在缺口，是指会议大标题没有出现中世纪的字眼，掩盖、遮蔽了中世纪史的内容。而实际上，与会学者的很多论文都是关于古代中世纪的专门研究，这在众多的议题中都可以看到，且不乏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
    注释：
    ①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贺词》；刘延东：《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讲话》；郭树清：《山东省省长郭树清致辞》；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致辞》；张荣：《山东大学校长张荣主持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简报》第2期。
    ②王晴佳：《当代史学的“情感转折”》，光明网，2015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