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时期与三个样态
    中国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截至2014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过90多年的历程。大体说来，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三个时期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与形式，又有鲜明的形态性特征，构成三大样态。
    （1）1919年至1949年是第一个时期，亦即第一阶段与第一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形成、巩固，取得巨大成就并开始取得话语主导权的阶段，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相适应，交了一份优异答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时间，应上推到1919年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致。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直接催生了它的诞生。其历史与逻辑起点，是中国社会性质。其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大论战中正式形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主题，是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关系。由此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将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东方社会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彻底改变了历史论证的所有传统方式，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的话语系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形成了基本队伍以及基本框架、基本议题与基本特色，将近代以来的各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甩在了后面。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取得史学领域的话语主导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也有分歧，但属于唯物史观内部的分歧。就他们所讨论的问题，甚至就不同意见的所指而言，其深刻性均从未有过。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深入研讨，不仅是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悠久史学传统的超越，也是代替近代以来各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的基本前提。
    （2）1949年至1978年底是第二个时期，亦即第二阶段与第二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政治合法地位、取得绝对主导权并沿着自身的逻辑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渡，这一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开始转型，自觉地或在新中国政治的推动下与新社会的形势相适应，在百家争鸣中走向繁荣，在曲折发展中经受挫折，但始终坚守了唯物史观的信仰与史学家的良知。
    其中前17年成就巨大，主要是：实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观大变革，在批判封建旧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基础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内百家争鸣的全新局面，提出并讨论了许多重大史学命题，推出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史学成果，真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被称为“五朵金花”的研究与讨论，是新中国成立17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代表，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理论价值。
    “文化大革命”十年，持正确意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处境艰难，林彪、江青集团所搞的影射史学、阴谋史学，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虽然他们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但从本质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撰写发表了一大批拨乱反正的优秀文章。这些文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史学的终结，也构成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很快，史学家们便投入新的史学建设中。
    （3）1978年底至2014年是第三个时期，亦即第三阶段与第三样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面繁荣发展的阶段，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阶段。这一时期，也开始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出现了史学在整体样态上分化和多样化的现象。如何在坚持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在改革开放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共享化的新变局中开拓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对的新的历史任务。
    二、史学与史学思想的一致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阐明及蕴含的思想。它包括关于历史客体的思想与历史主体的思想两个方面。所谓历史客体思想，一般又称作历史思想，是关于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发展动力、发展阶段等方面的思想，例如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即属于这一范畴。所谓历史主体思想，主要指历史认识论、方法论、编纂理论等方面的思想，也可称其为关于历史的思想的思想。两方面统一起来，可以合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
    史学与史学思想是两个不可分割、紧密关联但又不完全一致的概念。前者指史学的全部内容与成果，后者指其中的思想理论部分，不包括具体的实证性或文献性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灵魂。它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大不同，是新中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得它成为中国史学合法的绝对主导与主流。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构建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形态，由此而奠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与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同质性，又富于民族特点。它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但深深地植根于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之中，在史学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性与本民族国家历史特性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国际史学界与史学理论界也具有重要地位和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它不具备绝对的话语支配权，甚至在解放区以外处于“非法”状态。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样态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很有市场与影响力，经常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实证主义、烦琐考证是大部分史家治学的基本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状态。
    正如“史学”与“史学思想”不可分割，史学及其史学思想的各发展阶段，也不可分割。它们是继承发展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或否定的关系。它们都依据唯物史观的指导而来，其本质是一致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思想，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既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史学去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史学，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史学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史学。
    当然，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学整体面貌而言，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前，更加突出研究历史的骨骼，改革开放后则更加关注研究血肉。新时期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与特征，即在于历史的血肉空前丰满。这一特点可弥补因过于关注历史骨骼而带来的历史内容相对贫瘠的状况，但负面效应则是容易导致研究状态的碎片化、形式主义化以及理论思维的弱化，以至在实践中往往忽略“历史的规定性”，亦即历史的“质”。显然，历史的骨骼与血肉不可偏废。唯有相互为用、有机融合，方不失历史学的全体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