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中国革命史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人民首要的历史任务，客观上需要有新的学术文化与之相适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即适应了这一历史需求。“在中国由悠久历史和丰富遗产的历史学，只有从与马克思主义有了接触时起，才逐渐地成为对于中国人民自求解放的斗争具有指导作用的一门科学。”①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与“革命”的主题息息相关。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必须结合革命史的视角。
    十月革命后，中国处于历史谷底。正如毛泽东所说：“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②苏俄的巨变及其对华政策，给中国投来希望。原已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巨大的社会需求驱动下，很快滚动为潮流。这股潮流不仅与旧有的及新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峙、较量、斗争，而且很快转入政治实践层面。一是直接介入政治言论，二是积极影响青年学生，三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与帮助下，直接创立全新的政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诞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而成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起点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而生。从政治属性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从学术建构的起点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话语之源--中国社会性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话语之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是一种知识形态和学术样式，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一开始就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很快地成为革命的思想战线上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为国民党反动派所雇佣的以及一些有成见的旧史学家，曾经以不同的理由，对新的历史学进行过各种攻击。这不说明别的，正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以后，产生了强大的战斗力量。”③毛泽东曾经用“政治生力军”与“文化生力军”来比喻中共与左翼文化队伍的关系，说后者在许多领域都有大发展，都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④这实际上也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壮大，不是推行意识形态的结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是否相信唯物史观，取决于它是否能满足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是否较其他流派高明。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⑤这里所谓“人民”或“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分子。由于中共拥有最能满足中国社会需求的理论，这种理论无论在解剖现实还是在观察历史方面，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性、科学性与有效性，这就使得弱小的共产党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在政党横流、学派歧出、竞相表现的环境中，脱颖而出，迅速壮大。
    国民革命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初步实现与中国社会，特别是与进步青年学生的结合。但这股思潮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间，没有触及更广泛的中国社会，与工人、农民、士兵等社会阶层是脱节的，但国民革命运动改变了这一切。
    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结构及人们思想的冲击，远远超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它最大的特点，是其实践品格。从此时开始，理论不再局限于说明中国，而是在说明中改造中国。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信仰，而且影响了中国国民党。从这时开始，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剖中国社会唯一有效的解剖刀。舍弃马克思主义，即无从观察中国社会、无从开出医治中国病症的药方、给出中国未来前景的答案。已经没有第二种理论可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社会与历史进程，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而先进的中国人对此具有高度思想自觉。
    凡民国时期对唯物史观有所了解的人物，几乎都是在国民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能够触摸到社会现实与历史的本质问题，乃始于国民革命。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分析中国现实，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眼下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本身，其深刻性即前所未有，为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人所想不到，提不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成为革命的理据，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建立的直接动因。中国社会性质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之源。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早期著述，几乎毫无例外地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而展开其思想行程。这些著述虽然在认识上不乏模糊，却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最初尝试，指示了尔后的思考方向。后来发生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正是以这些著述为开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发点、思考路径、基本问题和基本框架，也由此发其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建立者，首推李大钊。从晚清到民国，像李大钊那样既具有国际组织背景，而又集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政党创建者及大学教授于一身的人物，找不出第二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的优秀著作给当时人的感觉是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特别是对旧式学者而言，可谓闻所未闻，平生仅见。当然，这些著作还仅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初形态，许多深层次的历史理论与技术性的史学理论问题，还没有涉及。担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工作的，大都是中共领导人。第二国际某些错误理论的影响，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与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尚未破裂，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问题缺乏深入认识以及托派问题还处在萌生状态等，相互关联。但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属性和诸多特点，均已具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目光锐利、高出时流的光彩，已得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