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以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史学思想，主要有两项任务：第一，把历史事实叙述清楚；第二，把理论逻辑揭示出来。作为史学思想研究，首要任务应是把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社会性质”这一话语之源。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史学思想，是从“社会性质”开始展开其实际历史行程与逻辑行程的，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一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同样是从“社会性质”开始展开其实际历史行程与逻辑行程的。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逻辑体系，都需要从“社会性质”入手。
    所谓“实际历史行程”，是指从当下的现实出发。中国现实社会的性质恰好成为研究过程的开端。所谓“逻辑行程”，是指以社会性质为起点展开思想系统建构。中国现实社会的性质恰好也是叙述过程的开端。只有理解清楚“社会性质”的实际地位与理论位置，才能清晰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逻辑框架或逻辑结撰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构成现实环境，也是理论的切入点。要回答清楚这样的问题，一要有科学的理论工具，二要有可以借鉴的实践样本。恰好，十月革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人得出了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观点与总结论。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如何？沿海与内地有没有差别？城市与乡村有没有差别？半殖民地半封建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和阶段，等等，那属于这个总观点与总结论的细化问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自哪里？这就把问题从近代引向了古代，从近代社会性质引向古代社会性质。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东方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经济形态划分的理论来进行。由古代中国再到中国原始社会、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等更遥远的问题，都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予以阐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热烈地讨论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奴隶制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问题、井田制问题、郡县与分封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看似纷纭繁杂，实质只有一点，即确认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
    只有弄清楚古代社会性质，近代社会性质才会其来有自。“社会性质”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思想理论以及政治理论中话语之源的地位，由此彰显。从“社会性质”的厘定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得以建构。从近代社会性质，到古代社会性质，再到农村社会性质；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与历史任务，就是在对“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性质”是170多年来中国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它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考察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只有以“社会性质”为核心去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理论成果与实践过程，才能比较彻底地认识清楚今日中国的来龙去脉，亦即其内在逻辑与实践品格。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结论，从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中国古代社会性质讨论与论战，要解决的则是“中国从何处来”的问题。它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基本共识是存在的。那就是：第一，中国古代历史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所阐明的基本规律；第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位于人类共同文明历史统一规律性之下，没有游离于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之外；第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身是封建地主制社会。这些基本共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精髓，其价值与意义远远大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观点上的分歧。没有理由依据他们的观点的分歧，去否定他们的结论的科学性。
    “社会性质”居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逻辑首要位置。由“社会性质”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了其理论思考、理论撰述、实证研究的行程。
    首先是对唯物史观的学习与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以社会性质为核心去学习、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是关于世界历史的历史观。在唯物史观的总观点下，形成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系统。这一系统，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来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
    其次是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的阐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贯坚持历史普遍性、统一性与特殊性、多样性的统一，坚持描述历史现象与揭示历史本质统一。它将普遍性、统一性作为理解历史现象的基础，将历史本质作为解释历史规律的规定性所在。这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逻辑架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的全部阐释与论述，是在上述原则下展开的。他们对其他历史理论问题，如历史的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的阐发，可视为上述理论框架的逻辑延展。因此，抽离普遍性，等于扼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而指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关注独特性与特殊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历史发展法则代替活生生的历史，则无从解释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为什么也会有分歧，翦伯赞等人后来何以会高度张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等等。
    最后是对中外历史中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全面深刻阐释。在考察历史的时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向来把生产关系作为考察的基本对象。他们要求时时把握历史最深层的“质”，绝不可被历史的外在形式遮蔽住眼睛。而历史最深层的“质”，主要通过生产关系反映出来。因此，指责马克思主义史学忽视对生产力的考察分析，主张以对生产力的分析来代替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不反对考察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是，对生产关系的考察分析应当处于优先位置，因为在古代生产力资料普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生产关系能够更直观更直接地反映社会性质。生产力研究，说到底是为生产关系研究服务的。
    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贯穿着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当然，以“社会性质”为核心，不意味着非核心内容不重要，不意味着非核心的内容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彻底解决。本质不能代替现象，主流不能代替支流。历史思维的大忌之一，在于以一种倾向去遮蔽另一种倾向。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统一，才能得到全面的历史认识。但作为思想史研究，其基本方法是尽量过滤掉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这样才能突出思想的特质。从“社会性质”出发，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