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主脉与大势，就是历史的骨骼，亦即人类发展的历程与大道。迄今为止，对这条大道最完整、最系统、最深刻、最科学的揭示，是由唯物史观完成的。借助唯物史观的伟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完整、最系统、最深刻、最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道。
    他们对大道的揭示，是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在探讨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历史研究过程中完成的，体现为对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历史课题的丰富研究成果。尽管这些成果的具体观点并不一致，但根本精神、根本方法、基本思路、精神气质是一致的。具体观点的不一致，不但不影响其科学性，反而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魅力，前所未有地深化了中国人对本国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说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完全可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发展。唯物史观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因此，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只能有一种观点、一张面孔、一个流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都有它要完成的时代任务。大体说来，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史学第一位的时代任务，就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道，彰显中国历史发展的骨骼。怎样在前人开辟的路径上继续开拓，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家要回答的新的时代课题。
    给历史的骨骼增添血肉；让历史之树不仅主干强壮，而且枝繁叶茂；让历史之河不仅主流清晰，而且支系发达。这成为新时期史学最突出的特征。于是，文化史、社会史蓬蓬勃勃地兴起。环境史、灾荒史、城市史及观念史、概念史、医疗史与区域史、生活史、风俗史等相互交叉，蔚为重镇。凡人类以往的形迹，几乎全被纳入中国史家的视野。历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空前扩大。
    如何让丰满的血肉不拖累骨骼，怎样让丰茂的枝叶不遮蔽主干，如何让细密的支流汇入江河？如何在血肉空前丰满的前提下不流于“碎片化”？在区域研究中观照全体、在历史描述中不忘本质、在借鉴交流中不失自我、在微观考据中不止于碎片、在史料梳理中不忘思想，总之，在丰满中保持神采，不失历史学真善美的全体大用，这显然会成为今后正当的路径选择。沿着唯物史观的路径与时俱进，继续开拓，而不是另起炉灶，这是最根本的答案。
    三、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也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
    晚清“新史学”构成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背景。它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传统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史学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逻辑的起点和学术的基础。有了“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可以直接超越旧史学，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学术与思想起点上，实现更高程度的超越。
    第一，“新史学”已经具备晚清时期最完备的世界眼光，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世界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特征相衔接。他们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最早开创了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在史学观念上，中国与世界无法再分离。这种全球性和世界化的眼光，是史学观念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致。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立足于全球化和具有世界性目光的史学。
    第二，“新史学”是以“经世”为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实践性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性与革命性品格相衔接。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经世致用、应时而起、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史学。
    第三，“新史学”家所遵奉的进化史观，虽然与唯物史观具有本质区别，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信人类进步、追求人类进步、构建历史分阶段演进模式的属性相衔接。当然，新史学家们对进化史观的态度并不一致，进化史观本身也颇多缺陷（如单线一元性、简单化等），但总体看，进化史观以进化、进步的理念为前提，与唯物史观具有一致性。
    第四，“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品格相衔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封建史学日益没落和边缘化的基础上使其愈加没落和边缘化，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向不可逆转的基础上使其继续前行，实现超越。
    第五，“新史学”家“伸民权”“写民史”“去君史”等鼓动史学通俗化、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历史作用、打破王朝体系、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治史的特性相衔接。
    总之，“新史学”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做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正因如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对新史学予以积极评价。
    但是，“新史学”无法自发地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史学，还是一种形式主义史学，思想源流庞杂而多元，许多见解也偏激而错谬。它“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对历史主体背后的诸多“奥秘”，只能触及，无法揭示。这样，它非但不能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还会与马克思主义日行日远，愈加背离。因此，辛亥之后，“新史学”很快落在了时代后面。“新史学”被更新形态与样式的史学所代替，也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