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们有所理解，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方面，我们就无从理解他人，尤其是处于别的时代和文化中的他人。而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解不同历史处境下的他人，一个重要的原由，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预设的多样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过去与当下相通，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可能；过去与当下相异，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必要。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不光是较易察觉到的物质条件方面的，还有不那么显眼然而完全可能相去更远的精神世界方面的。比如，如约翰·托什所说，现代人理所当然地将自然视为审美对象，“但中世纪的男人和女人们却对森林和高山感到恐惧，并尽可能地远离它们。”18世纪晚期，“在伦敦公开执行的绞刑经常会吸引三万或更多的人观看，观看者既有富人、也有穷人，但通常女性多于男性。他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但所有人都会全神贯注地看完残酷的行刑过程，而今天的大多数人却会由于恐惧而回避。更近的一些时期也许不是如此陌生，但我们仍然必须对许多确实存在差别的证据保持警醒。”[4]历史感在诸多杰出史家那里，常常体现为对于时代差别的清晰敏锐而又细腻准确的感受。无怪乎英国史家屈维廉会认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别的时代相比较、相对照来观看自己的时代，从而使人觉察到自己时代的特性。”[5]
    西谚云：太阳之下无新事。然而，与此同样真确的还有另一条谚语：历史绝不重复。过去与现在、各种相似甚而看似无关或相反的历史现象之间，既有相通相同之处，又复有其相异相分的地方。历史感的一个表征，就是对于这些异同的高度敏感和恰切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研究就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比较研究，而对异同的敏感和辨析则是历史理性的重要功能。而异同之辨也即如何看待和判定两个以上对象之间的同与异，往往是一个依视角而异的问题。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按照前者，希腊的马其顿（Macedon）可比英国的蒙墨斯（Monmouth），因为两地都有一条河流。但是，按照后者，同一河流里的每一个水波都自别于其他水波。”[6]焦点放在同的层面与放在异的层面，扩而充之，就会产生“自其异者而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视之，万物皆一也”[7]的判然有别的视角效应。过往的历史常被人比喻为“异国他乡（foreign country）”，要避免在对某个时代人们的理解中带入别的时代尤其是理解者自身时代的先入之见，“误认他乡为故乡”，历史学家需要时刻警醒到，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历史场景与别的时代和历史场景的差异。然而，如果异国他乡的人情世故与故乡的完全没有相通相类之处，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其达到甚至是体贴入微的了解呢？过去与现在之间有同，过去才可能为我们所理解。历史理解常常是通过对那“异国他乡”的探究，变未知为已知，变陌生为熟悉。就像人类学家吉尔兹将巴厘岛上土著的斗鸡游戏条分缕析，让西方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文化政治内涵那样，历史学家也让14世纪法国一个小乡村的社会生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16世纪意大利一个乡村磨坊主的宇宙观（金兹堡的《奶酪与虫》）为当今繁华都市的读者所理解。当代微观史的这样一些成功的典范，之所以吸引了大量历史学界之外的公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让读者觉得，它们所关注的过去的人们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的希望、恐惧、爱与恨，离我们并不遥远，而完全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然而，这些与“我们”在某些层面并无不同的历史对象，之所以吸引了普通读者和历史学家，又是因为他们毕竟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图景、交往模式和价值预设。对于历史理解而言，对差异的关注也许更为紧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才强调，历史学要“力图消解那些看似已知的和不成问题的东西。它的目标不是将未知之物还原为已知之物，而是将看似熟悉的东西陌生化。”[8]换言之，变已知为未知，变熟悉为陌生，也同样是历史理性在过去的疆域之上腾挪闪跃的一种方式。历史感在一个重要层面上，就表现为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同与异的敏锐意识。
    评判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理解是否成功，当然有着多种因素和标准。在必须满足历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于史料运用的史家技艺的要求之外，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仅仅因为某种历史理解所采用的史料或者其建构的历史世界违反了我们的经验常识而拒斥它。正如伯克霍甫所说，“一种历史的真实性，也可以根据它是否能够很好地与读者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理解和经验相符合来加以判断。”[9]根据天意或神意（或者至少是直接介入人事的天意或神意）来解释过去事件的历史理解，在古代和中世纪史学中曾经颇为盛行，如今在学界中却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因为它与我们如今关于人类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解无法相容。依据正统观念来评说王朝兴替的做法，也早就落伍，因为人们不再持有类似的政治理念。把政治人物和事件当作唯一的历史重心的史观已不再当行，因为人们对于影响历史演变的更为多样而复杂的因素有了更加深入的领会。科学史（比如数学史）上不乏不谙世事的天才，史学史上的史学大师却不能缺少“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健全理智。我们难以想象，毕生静坐书斋的历史学家，对于追逐权力的欲望如果完全陌生，却能够勾勒出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史的图景；对于资本逐利的疯狂热情没有体会，却能够对现代经济史的某些片段给出有效的解释。这样的健全理智，在包含了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深入了解、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价值观之外，还需要历史学家具备开放而自我克制的想象力。在这里，“开放”指的是，这种想象力包罗甚广：在习见的史料之间发现隐微而重要的联系，于他人看来题无剩义之处探幽发微，别有胜解；提出能够给旧有的领域带来崭新视角的新问题的能力；对于人性在各种条件下的可能性有所洞悉等等。“自我克制”则指的是，历史的想象应该自觉地受到史料和现实世界可能性的约束。离开了历史想象力，历史感就无从谈起。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强调，历史理解端赖于历史学家将自己“同化”于研究对象；后来这一传统所着意阐扬的“移情”（也即史家设身处地了解历史当事人所思所为，以达到与研究对象的“心通意会”），以及与这一传统渊源颇深的克罗齐所强调的对历史对象的“复活（re-live）”，柯林伍德所强调的对于历史当事人思想的“重演（re-enact）”，都意在借此达到对于特定历史处境下当事人行动和思想的切身了解。
    历史想象力之外，持平的历史观也是历史感的要素。历史学并不是或不止于是史料学，史料本身并不会自动地构成一幅幅历史图景，而历史学家在选择将何种史料所表征的历史事实纳入自身的历史图景并将其置于何种具体位置时，总是或明或暗地要依赖于自身或隐或显的历史观。这里的“历史观”，指的是对于哪些因素在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及如何考虑它们的相对优先性的总体看法。即便不是特定意识形态或哲学的皈依者，历史学家也无法不具有这样那样的史观或者摆脱自身的史观来从事历史理解。虽然不同的史观纳入考虑的可能是不同的因素的组合，不同的史观置于优先地位的因素也各有不同，而难以达成一致；但其间并非就全然没有了高下优劣的分别。一方面，它们都不应该违背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常识经验，另一方面，它们虽然将光亮投射到过去的不同侧面，但其各自解释能力的大小并非就没有分别，而这反过来又是评判它们高下优劣的一个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