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钞的社会影响及存在的问题
    明代学者董应举曾对史钞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概括，他说：“夫全史至博，难于尽阅，今撮而聚之，阅者不烦，可以引人读史，一也；其所聚撮，多异事隽语，史料掌故，灿然陈列，可以资博，二也；人不知古今，如三家村老农，居迹蓬户，夕忘其朝，问其世氏，呀然而不能对，有此一书，以耳以目，可以媿陋，三也。”(87)史钞面向社会下层，必然要摘抄引人入胜的历史内容，吸引人们阅读，增长人们的知识，开阔人们的眼界，以满足大多数人的精神需要。正因为此，史钞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
    讨论史钞的社会影响，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史钞的刊刻，二是史钞的传阅。
    第一，从史钞的刊刻看其社会影响。一部史钞反复被刊刻，说明社会需求旺盛，阅读者多，影响力大。以此衡量，我们发现史钞广受人们欢迎。如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虽“不必尽出精要”(88)，但因吕氏名气甚大，故该书在宋元时期就大量镌刻售卖。及至明代，又有正德年间建阳慎独斋书坊刻本等诸多刻本，流传甚广。宋代江贽的《通鉴节要》，宋、元、明三朝都广为刊行，流传版本甚多，而且有司礼监刻本。明代张志和、刘剡还作《通鉴节要续编》，足见影响深远。元初曾先之的《十八史略》也同样流传广泛，明人陈殷为之作音释，李纪为之补遗并增校，张九韶模仿其体例作《元史节要》，梁寅模仿其体例改编《十七史节本》。陈殷盛赞该书：“开卷一览，古今之迹粲然，上自一人，下及黎庶，凡所以立身行己之间，皆足以为鉴戒云，其所以垂裕后来之心，可谓仁而远矣。”(89)正是因为该书能迎合人们的需要，陈殷才为之音注，以便于人们阅读。明代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嘉靖、万历年间均有刻本，分别是胡宗宪刻本和吴用先刻本；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论赞辑要》，万历年间就有五种刻本，分别是彭惟成刻本、师古斋刻本、吴洵美刻本、欧阳照刻本、万历刻本等；茅坤的《新唐书抄五代史抄》在明代也有五种刻本，分别是茅一桂刻本、茅著重刻本、明刻朱墨套印本、李兆刻本、明末刻本等；凌稚隆的《汉书评林》和《史记评林》被刻成丛书《史汉评林》流传于世；凌迪知续作宋人林越的《汉隽》，并与《汉隽》合刻，更名为《两汉隽言》，刻本有凌氏刻本和詹氏刻本等，颇受人们欢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印刷技术的进步，史钞类图书作为一种商品，买卖增多，流通加快。凌迪知的《太史华句》，学者们评价不高，但“书肆尚镌此等书，以投时好耳”(90)。清初著名学者王士祯“尝见书贾携《两晋奇谈》，不云谁作”(91)。所谓《两晋奇谈》，实际上就是宋人王涣的《两晋南北奇谈》，该书颇受书商青睐，说明史钞类史籍大有市场。
    此外，一些著名学者如司马光、王世贞、茅坤、张溥、陈邦瞻、杨慎等人，还推波助澜，校读史钞，评论史钞，为史钞作序，向人们推荐史钞，褒扬性的评价在在多有，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史钞价值的认识，对史钞走向社会起到了宣传和推广的作用。
    第二，从史钞的传阅看其社会影响。史钞类史籍部头不大，“大略小具，可抱可持，可囊可匣，可挈可依，轻斋远适，一夫携之，时餐与飧，时沐与休。愁，读之而舒；倦，读之而爽。亦足以广见闻，助发挥，虽不读全书可矣”(92)。颇能得到一般阅读者和初学者的认可和喜好。北宋司马光少年时期阅读的历史入门书就是节抄历代史而成的《高氏小史》，“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93)。古代史钞易得，正史难求，所以阅读史钞就成了很多人的不二选择。宋人江贽的《通鉴节要》，阅读者甚多，“固已家传而人诵之矣”(94)。“诸家全史，非学士大家尚不能有遍，州下邑乡闾里巷之士，谁得与观之？所得观者盖不过少微《节要》尔”(95)。由此可见，作为史钞类史籍的《通鉴节要》被人们广泛接受，竞相传阅。洪迈的《南朝史精语》，从宋到清，“流传已久”(96)，也是人们竞相阅读的史籍。可以这样说，史钞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历史的基本读本。明人姚允明“自三皇迄元代，摭采史文，节缩成编”，编成《史书》，卷首所列参阅者姓氏达280余人，“其声气标榜，可以概见”(97)。该书一直到明末，依然影响巨大，周钟曾云：“予尝欲掩关，五年卒业，此书以遂私志。”(98)读其书而成就自身学业，其影响可见一斑。汪应蛟一生著述颇丰，但流传最广的是他编写的史钞——《古今彝语》，“公所著有《中诠》、《古今彝语》等书，行于世。而《彝语》尤上下千古，博综无遗，读史家咸奉为拱璧焉”(99)。一部史钞被人们“奉为拱璧”，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史钞在社会上极受欢迎。穆文熙选取《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中的篇章，节抄为《四时鸿裁》一书，“行于世，士大夫无不欣艳而欲得之……乃尤欲得其《左国子史四钞》”(100)。一句“欣艳而欲得”，透露出该书受欢迎的程度。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论赞辑要》一经刊刻，便形成了“经生学士家传户诵”的局面(101)，流传亦极广泛。
    总之，史钞以自身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优势为更多的人接触历史提供了便捷条件，它们不断被刊刻售卖，说明这类史籍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有广泛的市场。可以说，在古代社会，史钞已经成为史学走下庙堂、走进民间的桥梁，它们对社会各阶层人士所产生的思想影响，绝对不可低估。
    探讨史钞的社会影响，还有个问题不容回避，那就是史钞在广为流传的同时，也屡遭诟病，其中四库馆臣对史钞的批评最为严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钞类》共为42部史钞撰写提要，几乎没有一部史钞得到佳评。概言之，《总目》对史钞的批评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内容庸俗浅陋。或“好述妖异，兆祥、谣谶，特为繁猥”，或“冗杂破碎”，“饾饤殊甚”。二是体例芜杂繁碎。诸如“漫无义例”、“茫无义例”、“分类繁琐”、“分类猥杂，标题弇陋”、“随意杂抄，漫无体例”、“随意钞撮”、“既非纪传，又非编年，了无伦绪”的评论比比皆是。三是遗漏史事。“去取失宜，简略太甚”，“不具首尾，未为该备”。四是语言轻佻。“词多佻纤”、“割裂字句，漫无端绪”(102)。鉴于以上问题，四库馆臣从两个方面对史钞进行了否定，一是从史学发展的方面，认为史钞“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103)。严重冲击原创性正规史学的发展。二是从学习历史知识的方面，认为“钞撮之学，非读史之正法也”(104)。接受史钞中的历史知识，必然贻害无穷。
    四库馆臣生当学术上重视考证的乾嘉时期，他们又多是汉学考据的名家，以考证家严谨求实的眼光看待以传播、普及历史知识为主要任务的史钞，自然难以看到史钞的优长，其评判也必然出现偏颇，其否定史钞的做法大失公允。不过四库馆臣所指出的问题，在诸多史钞中确实存在。以之观照当今的通俗历史读物，我们发现古今竟然如此相通，古代史钞中出现的问题，如影随形，也在当今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屡屡出现(105)。通俗历史读物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但并不被大多数所谓严肃的史家所认可，民众需求和史家认识之间出现严重脱节。其实，史学走向大众是大势所趋，专业史家理应用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史学大众化的工作中来，就像古代史家司马光、吕祖谦、唐顺之等人一样，以自身严谨的史学修养撰写、评述通俗史学作品，增强民众的历史鉴别力，让民众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古代史钞的优劣得失，为当今史学大众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