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潜心研读《资治通鉴》数十载，选取《资治通鉴》中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二十个关键点，以现世眼光审视传统文化精髓，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探究修身齐家、经世治国之道，著成《〈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
    该书从《资治通鉴》文本出发，观照影响家国大政之关键节点，言简意赅地讲述由三家分晋至大唐盛世终结的中国历史。书中不乏忠于原典的历史场景再现、人物言行钩沉，更有张先生独到深刻而妙趣横生的分析讲论，令一部体量浩繁的古典巨著一变而为精简通达的大众历史读本，堪称当代大家解读历史名著的佳作。
    正如张国刚所说：“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和重建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而让大家了解经典，熟悉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近日，文汇报特邀《〈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责编贾雪飞与张国刚就《资治通鉴》的当代价值进行了访谈。
    贾雪飞：《史记》与《资治通鉴》是中国传统典籍中两部非常重要的大书。《史记》讲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探索的是天人、古今的规律；而《资治通鉴》着重的是家国兴衰，关注的是民生休戚。包括后来历代的各种《通鉴》，都以提供历史经验、为后人借鉴为宗旨。在您看来，这两种著作是否代表了两种历史观，或者说是史学传统？
    张国刚：“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这是曾国藩的个人体验。毛泽东说历史上有两部大书，一是《资治通鉴》，一是《史记》。我们知道，《史记》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五经》正被提出；而《资治通鉴》则出现在《四书》《五经》都成形后。这两个时代不同。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天”和“人”分别指什么，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讲是“天道”和“人道”，也可以说是“自然”和“社会”。但是从司马迁本人的思想主旨来说，这“天”不会是神秘的东西，更多的应该是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这一个意义上的天，代表着日月盈昃、四时更替的自然界规律。而“人”，也不是简单的人情冷暖、人事更替，而是对人的本真、人的精神世界中最珍贵、最纯粹的部分作出探究。我们从《史记》的篇章来看，他的宗旨是求真。他的“真”不光是客观写作的真，这是史家的基本；他的“真”更是求人的本真。比如《伯夷列传》中讲伯夷时，他不太取很多儒家附会在伯夷身上的东西，对伯夷本身的事迹讲得很少，他更感慨的是人，感慨一个人即使品行高洁、才华横溢也未必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再比如他写《刺客列传》，从曹刿到荆轲，这些人都入他的传，他赞扬的是本真的精神，包括“为朋友两肋插刀”、“士为知己者死”，并没有后代所讲的对社会的责任，或者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写。这个本真也不是迂腐的。司马迁《论六家要旨》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就是在讲随着自然之势应该如何变化。
    但是到了《资治通鉴》，它的“真”离内心的自然状态远了，离人的社会责任感近了。它更多讲社会的大道，所以它的实用性就更加突出。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宋史·司马光传》讲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们知道的，一件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知道的是司马光砸缸，不知道的是司马光此人对史学有天赋。司马光是个学者，也是政治家，但是他对史有特别的爱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这里面讲了司马光三个特点：第一，从小喜欢听讲史书，而听完后就能“了其大旨”，有天赋；第二，“手不释卷，不知饥渴寒暑”，勤奋；第三，喜欢。
    司马光编完《资治通鉴》后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讲，“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在皇帝面前把自己骂了一顿，说自己什么都不行，但是“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就历史还行。这其实就是吹嘘，是在夸自己对历史很在行。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给领导编写一本简明教材。因为从《史记》《汉书》以来，历史著作汗牛充栋，普通人都读不完，何况当皇帝的呢？所以他是给领导，或者将来有领导志向的人写的。
    因此，《史记》以记录历史为职责，还带着很多个人对人生的体悟，有时一个人的传记写得很短，议论却很长。韩非子的《说难》两千字，他全抄在书里，而把老子、孟子写得很短，因为韩非子关于说话难的理论，触动了司马迁。又比如，同样是记载刺客，司马迁比较欣赏豫让、聂政的侠义，而司马光在记载豫让的时候，突出他“忠心无二”的一面，其他的就不感兴趣了。司马迁欣赏人心的自然本真，比如《货殖列传》中对人心趋利的描写，而司马光则强调精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写书的目的不同，背后反映的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不同侧面。可以讲，《史记》是司马迁作为职业史家，在儒家思想还没有占统治地位时，书写的一部带有个人价值色彩的史书。而司马光有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他要想通过这部史书达到教化的目的。
    司马光经常从洛阳跑到开封给皇帝讲《资治通鉴》，他很辛苦、很努力，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从他认定的社会价值上考虑，来书写百姓和人君的善德和恶性是什么。正是因为《资治通鉴》的这种价值取向，所以帝王和学者都赞赏这本书。帝王赞赏这本书“以资治”，学者赞赏它的学术价值，顾炎武、王鸣盛、梁启超都有对《资治通鉴》的评论。胡三省在谈《资治通鉴》时这样讲：“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所有的价值都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上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