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文化差异看转型期中西史学的关注重心
    史学近代化的核心是历史研究观念、视野、理论与方法的时代更新，这方面，中西史学的近代发展固然有其共性。但由于两者发展时间和空间上的错落，各自关注的重心也必然有所差异。
    西方史学的近代转型，是在中世纪末宗教神学尚笼罩一切精神领域的时期起步的，故一开始就凸显出倡导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要求冲决神学思想罗网的精神。其后兴起的启蒙运动，在呼唤以理性反对蒙昧，以自由平等观批判和驱除专制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声浪中，更使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日益成为学科发展的关注中心。至19世纪，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科学研究“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事实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在这一影响之下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它可以称为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1]143-144。尽管此后学术界对于何谓历史学的“科学性”有不同的理解，不少人的认识其实只停留在“确定事实”这一步，而放弃了“构成规律”的目标。但无论如何，承认并构建历史学的某种“科学”形态，至此已成史学界的共识。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则是在晚清国事日非和西学输入的刺激下，通过对西方的摹效开始的，由于两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其学术关注的重心也各具特点。如西方史学的走向近代的第一步，首先是强调人及其能动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突破神意史观的束缚。但在中国，受儒家思想主导的传统史学原本就有趋重人事和较浓厚的人文倾向，尽管其中也夹杂着“天意史观”，然事实上并不占主导地位。梁启超在比较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古代思想时也认定，前者的特征为“国家及君主人民，皆为神立者也，故神为国家之主体”，后者则表现为“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8]。这应当是中国史学近代化从未把反神学和重人文列为关注的中心，而是一开始就把批判矛头直指流毒两千余年的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力倡民本和民主的基本原因。从中国史学史看，无论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还是晚清史学的近代化走势，无不表现出这一倾向。梁启超《新史学》指斥“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之家谱，“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等[7]3，其诉求核心即在于此。因此可以说，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观念上实更接近于欧洲启蒙时代的史家。
    从近代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建设看，欧洲自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大致是沿着两个重点展开的。
    一是如何认识历史学性质并构建其近代学科的形态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培根(1561-1626)、笛卡尔(1596-1650)、维科(1668-1774)、伏尔泰(1694-1778)、休谟(1711-1776)等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培根认为：“记忆主宰着历史学，也就是说历史学的主要工作是以其具体事实(就像它们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在追忆和记录过去……这是对历史学家能够预知未来这一说法的否定，而同时它也就否定了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能是要窥测贯穿于事实之中的神的计划这一观念。他的兴趣在于事实本身。”但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粗浅，因为记忆和记录保留的只是部分历史场景，有时还不一定是准确的，如果欠缺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环节，仍与真正的历史学存在着相当距离。而在笛卡尔看来，历史著作的叙述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作者的筛选和主观意识，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事实本身，故“他根本不相信历史学是知识的一个分支”。伏尔泰则公开宣称：“早于十五世纪末之前的事件是不可能得到有可靠依据的历史知识的。”其他不少启蒙学者也相信，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一切都不过是迷信、黑暗和谬误，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有历史的。对此，柯林武德批评说：这表明在总体上，他们并未形成“历史因果关系的令人满意的学说，他们也不能认真相信任何事物的起源和产生。因而在整个他们的历史著作中，他们关于各种原因的叙述都是肤浅到了荒谬的程度。”直到18世纪初，维科才把历史看作是人类社会及其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从而第一次在这方面“达到了一个完全近代的观念”[1]66、67、91、74。他认为，应当而且可以建立一门历史科学，以分析和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法则，其所创立的历史哲学“提出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即集体心理才是不断变动的文明的创造者。他这个思想的背景是社会进化这个效用显著的观念，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互相联系的这种理解”[9]126。虽然维科的观念开始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至18世纪晚期，却在德国学术思想界备受关注，影响日大。进入19世纪后，经过兰克(1793-1886)、孔德(1798-1857)、泰恩(1828-1893)、巴克尔(1821-1861)等人的倡导和实践，近代历史学方完成了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基本形态。
    二是关于历史学专业研究方法的建立和完善。欧洲近代史学专业尤其是史料文献学方法的基础，可以说是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博学时代奠定的。16世纪起，随着欧洲宗教改革的兴起及其引发的政治纷争和战乱，许多旧寺院遭遇衰败，其中收藏的大批中世纪档案文献流散于社会，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在宗教改革的思想论战中，新旧教各方已开始注意利用这些文献为历史依据，进行自我辩护或攻击对方，并由此引发了一股重视搜集、整理和钻研中世纪文献的风气。“博学时代的历史学者那种强烈的献身精神、那种不知疲倦的下苦功夫，那种惊人的巨大的编纂本领，件件都使近代学者惊叹不已”。在众多史著手稿、编年史、圣徒传和《宗教会议史》的整理编辑出版过程中，史料批判和注释方法，以及不少历史学辅助学科遂得通过实践迅速发展起来，产生了诸如让·波当的《史学方法指南》(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1566年)、斯卡力泽(1540-1609)的《年代校订》(Thesaurus temporum，1583年)、马比荣(1632-1707)的《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 libri，1681)、蒙福孔(1655-1741)的《希腊古文字学》(Palaeographia Graeca，1708年)和《古代遗物说明》(L'Antiquité Expliquée，1719-1724，)、杜·孔日(1610-1688)的《中世纪拉丁词汇》(Glossary of Medieval Latin，1678)和《中世纪希腊词汇》(Glossary of Medieval Greek)等一批涉及年代学、古文书学、铭文学、古钱币学、校勘学、书目文献学的研究成果，为促进文献和历史研究的可靠性提供了专业方法论的支持。而“从17世纪过渡到18世纪，思想史家察觉到在思想方式和学术兴趣的性质上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到1700年时，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已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从博学时代过渡到理性时代。达兰贝尔、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统治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单纯而学识渊博为对事情的阐释、推理和怀疑取代。”这一时期，“理性主义历史学派采用了一些新的历史批判方法，而且把历史的内容扩大到包括气象、地理、地质和自然环境的研究”[9]6、78-79、87，以宽广的历史视野，从历史认识与解释层面推动了历史理论的近代化，孟德斯鸠(1689-1755)关于历史规律的学说，伏尔泰的文明史观和文化史研究，孔德和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学理念与实践等，都反映了这一史学发展的趋势。
    反观中国史学，真正自觉意义上的近代转型虽是在西方史学的直接影响下起步的，但一开始，其理论建设的关注重心就集中在更新历史解释的层面。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梁启超“新史学”为例，除极力抨击旧史学外，首先便是针对其向来薄弱的历史理论层面，力倡用西方进化论重新认识历史，并反复向人论证“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近代史学原理[7]10。对于西方近代史学兴起时曾一再讨论的历史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及治学方法，却几乎未予着墨。这种现象的产生，当与中国史学的自身发展特点有关。
    众所周知，与西方主流文化一再发生重大转折和轮替，古希腊罗马史学传统一度中断的情况不同，中国史学传统自古迄今从未中断，一直循着自我积累、加固和维新的路径演变。由于中国很早就有宫廷史官负责记事和保存史料的制度，且理论上始终高标“秉笔直书”的原则，《尚书》《春秋》等早期历史记载皆由此而来。这种深厚的传统使一般国人多习惯于认历史为前人经历的真实记录，对“历史学能否成为一门学问”也从未有过怀疑。实际上，西晋时，书目四部分类法建立，“史”便成为其中的重要门类之一。至南朝宋，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史学”教育机构，标志着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已基本形成。而从史学方法的发展看，宋代的史料学、考证学和金石学也发展到相当水准。清乾嘉时代，考据学更是日趋精深，文字音韵学、训诂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古器物学等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也多所建树。这些成就，与西方博学时代相比毫不逊色，也使不少国内学者一直对此津津乐道。加之当时国内所能看到的西方史著，大多出自传教士的选择翻译，并不能使人体验到西方史学这方面的前沿，自然也就难以成为20世纪初年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时关注的重点，甚至对当时在日本史学界已形成相当影响的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方法，也未向国人作有意的介绍。
    直到新文化运动时，在胡适等人的倡导下，学术界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西方近代史学的科学实证论层面，朗格罗瓦和塞诺博斯的《史学原论》、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等宣传兰克派史学方法的译作在国内日益盛行。而梁启超192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也对史料拓展及其蒐集与鉴别之法详加论列。
    这一风气的转向，与西方史学的发展态势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当时，19世纪以来孔德和巴克尔等强调以发现社会规律为目标的实证主义史学已受到相当质疑，“这些历史学家正在同本身的实证主义遗产决裂。由于他们把制约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规律当作无法捉摸的东西，从而丧失了发现客观规律的希望。因此，他们相反退而执行一项精确性要求不高的任务，即为社会提供‘集体的回忆’”[10]。也就是说，西方的实证史学大多已放弃了先前对历史规律的探求，而将其工作收缩到通过史料考证辨析以重现史实过程的范围。胡适等人阐扬的“科学方法”，正是对此的呼应。当然，其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引介，并非简单移植，值得注意的创意之处乃在通过传统考据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比附和“接轨”，将清代最为盛行且当时仍在学术界保持着相当势力的考据方法顺势推上了现代科学的殿堂，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大批具有传统朴学修养的学者走向现代科学的勇气和自信，由此迅速扩大了新史家的阵营。这应当也是胡适的“科学方法”及其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在短时期内能形成广泛共鸣的重要原因。
    从史学理论与方法这一历史学运作的核心层面看，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似乎完全是尾随着西方的某种理论或方法体系展开的。具体来说，20世纪前半叶表现为以宗奉西方实证论的新考证派为主流，后半叶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统天下。但现在看来，此种笼统的结论应当重新加以审视。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不外围绕着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基本史实的认定，二是对历史的理解或解释。前者通常包括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考证排比，为整个历史研究的基础；后者包括对历史因果关系及其是非得失的分析和意义的追寻，形成对历史认识的升华。由这两个层面考察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应当指出，在史料和史实考证的基础工作方面，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倡导的所谓“实证史学”其实并未改变清代以来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和主流路向，不少人按照胡适的说法，认定清代朴学方法就是科学方法，以致他们所从事的“实证史学”用的是西方的术语，走的却基本是乾嘉以来的传统史学路子，或者仅仅是这一路向的拓展。这一点，即使是主张按近代自然科学标准建立“科学历史学”的傅斯年也不否认，他公开宣称：“我们宗旨的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因为“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的。他们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本这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便是唯一的正当路径”。又说：“没有客观的处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也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11]对于胡适的“科学方法”，与其亲近的一些朋友也以为“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12]。胡适和傅斯年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自然，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学者在尝试运用西方输入的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从事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但总的来说，并不占主导地位。
    而在历史解释层面，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走的明显是西学路子——从20世纪初进化论的流行，到“五四”以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历史解释系统的流入，都反映了这一点。而属于中国传统历史解释系统的循环论、治乱得失论、复古论等大抵皆式微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