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文化比较与融合中推进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
    西方史学的近代化，是本地区诸近代社会因素日益发酵和直接推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其变化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性的文化运动。这种发展模式，其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变革往往以自然演进和发自原创者为多，并易形成由内生向外延的辐射和交流之势。
    而中国作为近代化的“后发”国家，其史学的近代转型在开始阶段实更多地表现为西学冲击下的被动应变，理论与方法更新一度主要通过对西学的移植、模仿，也即单向接受的方式实现的。但从后续看，又面临着一个如何成功消化外来文化，并结合本土实际和文化传统，逐步形成化“外生”为“内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及机制问题。这也正是其后续发展的难点所在。
    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周边的交流，曾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故多能以自信的姿态，包容吸纳对方之长，化为实用，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自身的主流文化不断延续壮大。其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消融，便堪称一种典范：先致力于将佛教中国化，终于至唐而造就禅宗一类的本土佛教，传播东亚；再将其精神哲理直接融入主流儒学，构建起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这一过程，前后经历千年以上，显得相当从容。然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碰撞，却是在西强中弱的总体格局中展开的，且整个西学的输入过程显得十分急促，数十年间，各种主义或学说夹其政治、军事和经济之强势，排山倒海而来，使人应接不暇，不但20世纪初年的西学输入多呈“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唯以多为贵”之状[3]71，即使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较有系统的输入也难免陷入简单移植和消化不良的困局。何况此时引入的西方文化，其内涵之丰富繁多，远非古代其他外来文化可比。西方的学术，其源头虽都可上溯古希腊罗马，但近代以来，随着许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文化的发展，已如繁花盛开，各具特色。如欧洲的启蒙主义史学，各国关注的重心就有所不同，“在英国和法国，以哲学为方向的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高度发达的诠释式的历史比语言学”[13]。从鸦片战争后中国对西学的关注方向看，其重点也曾随时局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转换：从洋务时期的英美德法为主，到甲午战争后的借道日本，再到民国年间的直访欧美，以及其后的向苏俄学习等。种种情况表明，此时的西学，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多元文化概念，对此，历史上中国文化消融印度佛教文化的经验显然已不敷用。在如此丰富和日新月异的世界面前，中国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正确选择和吸取对方的各种长处，如何结合本土实际和传统将之融为一体，如何在自觉融入国际学术潮流的同时贡献自身所长，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任务。
    面对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学术界在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大抵甲午战争之前，对西学的态度以传统保守主义为主流，无论是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在人文学术领域，对西学即使不坚决反对，一般也缺乏自觉输入和接受的意识。19世纪末起，这方面风气始开，“西化”思潮日渐抬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巅峰，其后按照西方近代史学观念、方法、价值体系标准和学科架构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几成国内主流学术机构和大学历史系的共识与基本运作模式，胡适、傅斯年、李济等“科学实证派”堪称这方面的典型。当然其时也有一些持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者，提出了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仍应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适当吸取西学之长，继承本土史学注重经世、强调通识和人文意识的传统。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派、“五四”时期的学衡派及稍后的民族本位文化派，其史学都反映出这一倾向。然而在“民国”最初的二十年里，此类史学主张因其自身的“守旧”形象，很难与生气勃勃的“西化”派抗衡，在学术界往往被挤至边缘地位。20世纪30年代起，虽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国内民族爱国主义激情的日趋高涨，要求加强民族本位文化建设和推进“学术中国化”的呼声有所增强，但总体上，仍未能改变“五四”以来的这一基本走向。
    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所选择的“西化”路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一过程，从积极面看，首先是大大促进了其与国际学界的接轨和融入世界学术潮流的进程。其次，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传统学术由较粗放向更为精密层次的提升。通过中西比较，不少人体会到，西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相比之下，“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14]。鉴于“外国学问最辨分类，故易知易读，易有系统，易有进步”[15]。引入其学术分类体系和范畴，以济中国学术之不足，无疑为细化研究分工、丰富思维和科学分析工具拓展了新的空间。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一文化比较与融合的过程中，具有几千年悠久传统的本土史学，除了史料考证(校勘、训诂和辨伪)为主的技术手段外，其他有价值的因素并未在现代史学建设中受到应有重视，有的则一直处于反复争议之中。
    如在历史学的性质及其功能定位上，传统社会历来将之视为一门重要的“经世”之学。然“五四”前后，在西方科学观念的引导下，强调的则是“为学问而学问”的史学理念，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实证派即公开主张将“经世”概念排除在“近代史学”之外。只是不久，因受北伐和抗战等一系列政治事变的刺激，“经世”重新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意识。“文革”后，出于对“滥用”史鉴及“影射史学”的担忧，“为学术而学术”和“回乾嘉去”的呼声又再次在学术界响起。而每一种偏向成为主流，几乎都伴随着对另一倾向的压制和否认。这种认识上的轮回摇摆和纠结之状，虽各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促成，实际上也多少反映出传统史学理念与西方近代科学规范下史学的某些不谐。因为按照西方近代的科学观，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应以追求事物的真相为唯一目的，如掺入带有主观性的“经世”意图，势必影响研究的客观度，甚至破坏学科的独立自主性。
    “经世”观念是否一定与现代历史科学的理念格格不入，对此仍应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事实上，历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带有“实用性”的学问，就像一个人的行为常须参照自身已往的经验那样，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也必然要借鉴于历史。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语境中，“求真”和“经世”本为相辅相成的两大基本要素，从总体上讲，也正是这两大要素共同造就了它的繁荣。史学研究的基础，当然是实事求是，背离了这点，必然走向虚幻和误导社会，哪里还谈得上发挥应有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史家的经世意识在很多场合下，实可增强治史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化为史学发展的一种动力。如司马迁、司马光和顾炎武等，都是典型的经世学者，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史学也一直被公认为是最具求真精神和最为严谨的。因此，并无足够的理由表明讲求“致用”就一定会违背“求真”的戒律。只要把握得当，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完全可以和现代史学的“科学性”接榫相容，并在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当然，肯定这一点，并非意味着每位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或史著撰写都须注重“经世”功能。作为个人，只要遵守学术规范，其研究无论是追求“纯学术”，还是志在“经世”，都应受到尊重，因为这对史学的整体发展，都是一种推动。但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术，却不宜将其原本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在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中应负的责任虚化。
    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史学体系建构之初一度唯西方实证观念是从的思路，还曾导致传统学术中凡看似与实证主义不合的一些思维概念或方法，遭到轻易否定或摈弃。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在辨别传说真伪方面，古代学者一直有“验之以理”和“察之以情”的传统。①在“古史辨”讨论中，站在疑古派对立面上的刘掞藜曾据此提出了考察古史记载真伪，“总须度之以情，验之以理，决之以证”的主张[16]。就方法论而言，此三者交叉互证，本无不严谨处。但胡适却表示，他只认可“决之以证”一条(因其符合实证原则)，其余两条均不足取，因“历史学家只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以所谓情与理去揣度古史，必然会掺入自己的成见，最后使“断之以证”也不免为主观意见所左右[17]。从而根本否认了此两条的方法论意义。
    又如陈寅恪提出研究古人学说，当具一种“了解之同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18]此观念本源自传统史学，王夫之《读通鉴论》评论史事人物，对之运用尤多，②其中虽富含历史主义的合理因素，却因关涉的主要是历史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思维方式，在“科学方法”风行之时，并不为人看重。以致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论及陈氏史学，在“喜聚异同宁繁毋简”标题下，对其注重史料扩充、善用语言比较法和诗文证史等层层剖析，于此竟不置一词，可见淡漠之至。③
    这种一味以实证科学理念为取舍准则的现代史学方法论，其实并不理性，也是长期以来史学界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根源之一。应当看到，上述人文色彩较浓的传统史学理念或方法，虽不如一般形式逻辑概念来得清晰和易于把握，但同样是前人学术经验的深刻总结，有时且更能反映社会和精神现象的复杂特性，就历史研究这一特殊对象而言，实与逻辑方法有一定的互补性，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从理论上加强这方面学术资源的梳理、整合和价值发掘，以丰富当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
    从以上中西史学近代转型的文化比较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1)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虽是在西力东侵和西学的强势冲击下被动起步的，但客观上，这也是学术更新的一种契机或模式，只有积极应对，努力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2)“后发”近代化国家虽然有可能通过输入和移植外来先进文化较快地提升自己的学术，但如满足于模仿和照搬，并不利自身的长远发展，从近代史学史看，只有自觉注重将其与本土史学传统作有机结合的理论和流派，才能产出硕果和深远影响。(3)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虽呈日渐汇流之势，但这种“汇流”并非众流归一的“合流”。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区和民族国家的史学不仅不能偏废，还应通过自己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实践，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特色，贡献自己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丰富和推动国际史学的发展。
    注释：
    ①如《吕氏春秋·慎行·察传》有“必验之以理”和“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之说(见《诸子集成》(六)，中华书局1954年版，294、295页)，王夫之《读通鉴论》亦谓：“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则尧、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浇、贞淫、刚柔、愚明之固然，亦无不有如躬阅者矣。”(见卷二十“唐太宗八”)。
    ②详可参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
    ③详可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第八章“陈寅恪：喜聚异同宁繁毋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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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刊于《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