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次改版--《长春公报》
    《长春日报》改刊为《长春公报》时，吉林西路道台阎世清曾认股一千元，又补加了地方财政拨款，本以为该报能维持一段，但因《长春时报》创办期间欠外债太多，地方追加的拨款均被报社还欠款，所以新改版的《长春公报》很快又出现资金短缺。总经理毕维垣为了节省经费，提出将报社社址迁至由他协办的长春宣讲所。此时由于毕维垣被清廷调往奉天省，原与毕有积怨的官员不仅不支持毕增拨款项和迁移社址的请求，同时提出调查他在举办新政中的“违法”行为。《长春公报》在“既无屋宇，又无款项”[22]的情况下，于1910年2月9日春节前停刊。
    一直提倡办报的阎世清对《长春公报》的停刊“颇滋不悦”。春节后“地方绅董又复集议”，[23]经多方协调，由地方士绅组建的长春地方自治会同意予以协助重出《长春公报》。1910年4月24日，《长春公报》复刊，社址初设于长春东四道街，后移至北门外第二宣讲所。由此直到1911年7月23日《长春公报》再改版为《国民新报》，其间除按章程在1911年1月 29日至2月9日春节期间休刊外，《长春公报》连续维持刊行450天。由于改刊后的《长春公报》又增加了有办报经验的同盟会成员，同时原《长春日报》创始人蒋大同正在中俄边境考察，不断给报社寄送边务类稿件，所以刊载“言论稍放纵”。[19]（P305）从上海图书馆保存的孤本《长春公报》所登载的内容看，由魏毓兰为代表的同盟会长春支部成员完全掌控子该报的出版，⑥使该报呈现出鲜明的激进特征，在事实上重新成为同盟会长春支部的机关报。
    除一般性的报道长春商情和城市社会新闻外，《长春公报》还主要登载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长春及东北地区国会请愿运动的情况。 1910-1911年初，正是清政府组织的预备立宪活动的高潮时期，由于清政府拖延开放政治民主，资产阶级期待的中国立宪政治的实现遥遥无期，为了推动清政府尽快落实先期的承诺，早日进行国会选举，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全国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饱经列强侵略蹂躏的东北三省人民和立宪派、革命党人更是期盼通过国家政体改革，扭转半殖民地化历史进程，所以又单独组织了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对于东北地区国会请愿运动，以往所见资料鲜有记载，而《长春公报》内则有多处刊载。如1910年12月25日《长春公报》载“奉天请愿同志会致北京同志会书”，1910年12月30日《长春公报》刊载“东省各界代表董之威上监国摄政王请愿开国会书”，1911年2月11日登载“吉林地方团体联合会宣言书（附简章）”；1910年12月29日，该报以“江省又有为国会流血者”为题，报道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师范学堂学生李际堂、中学堂学生福明春、陆军学堂学生高鸿宾等以“刀戮指撒血”来唤起民众觉醒的情况；1911年4月2日，该报以“奉天请开国会之复活”为题，介绍了奉天省国会请愿运动领导人赵岚亭（中鹄）在领导第四次赴京请愿失败后，全国请愿运动处于一片沉寂状态时，“其坚定之性未尝稍懈”，[24]决意辞去其教员职务，“拟作第五次请求”的准备情况。
    （2）清末长春外省同乡会的组织及活动。东北作为近代国内最大的移民地区，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以外省同乡会为标志的地域社团的兴起，这种地域性社团在推动地区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春公报》曾连续报道了长春三江同乡会的活动情况。如该报1910年11月13日刊载《旅长三江（江苏、浙江、江西）同乡会公告》称：“长春轮轨交通繁盛日臻，实为三省之冲衢。我三江人士旅居斯土者岁月增加，使无公共会集之地，彼此闻问不相通，休戚不相关。我古籍载宗法之篇，任恤之风，” [25]实当发扬光大，积极提倡。然“非藉合群之力，难可进行。”遂决定成立长春三江同乡会。在该报1910年 11月17日第一版，报道了旅长三江同乡会成立的实况：“旅长三江同乡会于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假马号门（今长春大街与大经路交汇处）外劝学所开会，到会各界一百余人，发起人吴椿普、金石珊”发表演说，“演说称：长春处日俄两大国（侵略势力）之间，时局稍变危险已极。我同乡当今不联为一气，互相提携，”[26]不足以挽救险恶局势。号召三江同乡联合为旅居城市长春做贡献。
    （3）长春革命党人对马贼、土匪的争取及当时东北马贼的分布和活动。由于东北地区开发晚，文化落后，革命基础薄弱，所以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总部及东北革命党人一直将会党、马贼作为重要的争取力量，曾先后多次派人打入会党内部运动或在报刊上发表文告宣传马贼正面作用，以此策动马贼反正，东北革命党人的这些活动对全国其他地区运动会党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长春公报》曾多次登载了同盟会成员正面介绍和分析马贼特点的文章，其中仅辜天保的《马贼观》一文就分为三部分刊载于1910年11月19日、20日、24日的《长春公报》上，它为今天研究东北胡匪的起源和东北辛亥革命提供了直接的材料。辜天保在《马贼观》中说：马贼又称红胡子，之所以称其为红胡子，是“旧时满人之兵器为一种土枪，当射击时药包之装入，启其枪筒上之闭塞物，而此闭塞物系以红色之绒线，宛如帽缨所成。发射之际，取而含之，藉以蔽沙尘，遮阳光。”[27]这叼在嘴边的红缨看似红胡子，所以称土匪为红胡子。他说，东北马贼大量产生始于甲午战争期间，甲午平壤战役，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其军一败涂地，其逃兵卷入马贼团体”，[28]马贼队伍因此迅速壮大。此后，铁路失业苦工、庚于清军溃败之兵勇、潜逃之发配罪徒、俄军遣散兵勇、垦荒者、被马贼胁迫者、山东苦力无力回籍者、奉天南部沿海水贼陆续加入，使马贼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团体大者千人乃至万人，小者百余人。”[28]辜天保认为，同是马贼，但层次不一，亦分高下，有名声的“马贼的首领以刘弹子为第一，待部下能仁慈友爱，而其威权又能使部下就范，受其约束。其劫夺者施之，百姓见之致敬，呼以义人。行事磊落，故非寻常劫盗比也。庚子时，刘独慨然发匡救之，专抢俄人，俄人稍敛其凶焰。后潜珲春、延吉一带，声誉已播，蚁附仍众，绿林豪客多往归之，一时不下号称万人。”[29]革命党人对马贼的正确认识和准确分类，为其开展马贼策反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