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公费制度继续推行。1907年东三省总督及奉天省奏定公费。次年清廷发布上谕督促各省推行公费制度，其上谕称“有人奏请匀定州县公费以期久任而整饬吏治一折，所陈切中官场积弊，著各直省督抚体察情形奏明办理。”[2]（卷142.P.9033）此后各省加快了步伐，但办法不一。1909年广西奏请巡警道年支公费8000两，不设养廉役食。[2]（卷143.P.9045）可见，到1909年，公费仍然是一个易混淆、界定不清的概念。1910年直隶总督陈夔龙指出，“近来京外应支公费多与养廉、津贴无殊”，故定公费应分公费与经费两项，公费是“凡本官服食、仆从、车马及一切私用应酬杂支属之”，经费是“凡该衙门因公费用与署内幕僚、员司、弁勇、夫役、修理房屋等项皆属之，海关道交涉、接待、赠答经费亦在内”，公费无庸造报，经费则须造报，并不得逾支。[2]（卷144.P.9048）
    在公费制度推行的过程中，1910年资政院曾奏定京、外官公费标准，但清廷却谕令“俟编订官俸时，候旨施行。”[2]（卷144.P.9047）因此公费标准虽然制定但未能施行。此后各省纷纷奏定各自的公费标准，江苏、湖北等省仿照直隶在定公费时区分为公费与经费，安徽、河南等省则只奏定公费一项。可见，直到清朝灭亡，公费制度的推行仍然参差不齐。
    此外，武官也有公费的发放。如1905年以后，陆军队官以上的军官除薪水外还按等级发给公费；1908年《警察队饷章》规定，排长以上军官除薪饷外另外发给公费；1909年《禁卫军饷章》的规定则把公费包含在薪水中。
    由此看来，公费制度是清季推行的新制度，但直到清末，它也未能得到统一、彻底的执行。
    （四）津贴与薪水
    “津贴”，按刘锦藻的说法是“自辛丑回銮优予津贴例起”[2]（卷143.P.9035）；徐珂认为“部曹俸给至微，外务部始定津贴，其它新部效之。”[5]（P.1313）可见清季的津贴不是以往的临时津贴，而是作为一项制度来推行的。这大概是由于清朝历来实行低俸禄制度，清季物价上涨，官员生活因此难以为继，于是有了此项制度的推行。外务部等新部先后奏定部员津贴，新、旧部官员收入间的差距就更大了，以至于有人奏请“京官不论满汉文武衙门，概给津贴。”[1]（P.165-166）一些旧部如刑部、吏部等也奏请酌给部员津贴。但是由于向来没有各省的奏销之款，因此只好多方筹款以支付津贴的发放，显得相当寒碜。此外，就连入进士馆学习的新科进士也有津贴发放，其“翰林中书每年给津贴银240两，部属160两。”[6]（P.1343）因此，清季十年津贴的发放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由于经费短绌等原因，到清朝灭亡津贴都“未能划一”。[5]（P.1313）
    至于薪水，1901年外务部奏定部属“翻译等官薪水由王大臣从优酌给”[2]（卷141.P.9021），于是俸禄中出现了薪水这一名目。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薪水是按月发放的，如提法司属员、陆军军官、禁卫军军官等都有薪水发放。但是它们各有规定，没有统一的规划。
    二
    从以上俸制变化的大概情形，我们不难看出清季俸制的混乱。清政府对此也想有所作为，1906年度支部设俸给调查所，调查京内、外官吏的薪俸情况，为以后制订新俸制做准备。按筹备立宪程序，官俸章程当在1911年制定，1913年实行。但清政府却于1911年灭亡了。因此，可以说清政府是带着一个杂乱的俸制灭亡的。
    综观清季十年的俸制，我们不难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是多元混杂。从上文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混乱是清季俸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的俸禄除正俸、养廉外，还有公费、津贴、薪水等繁多的名目。无怪乎时人称，“俸制之范围日广”，“俸给之名称益淆矣”。当时的俸制在执行上更显得混乱，不仅津贴、公费、养廉等相混淆，就是同一名目的俸给，在执行上也缺乏统一性。以新设官员的薪俸为例，1907年后各省都因循旧例按品级奏定正俸，如巡警道、劝业道，各省均按正四品例年支105两，到1909年已有不少省已奏定，但度支部却称“仍俟各省报齐，再由臣部拟定划一数目，通行各省。”[2]（卷143.P.9042）因此新设职官正俸在统一厘订上相当滞后。省级官员尚且如此，其下属人员薪水就显得参差不齐了。以提法司属员月薪为例（见下表），直、苏、粤、晋、鄂、皖六省提法司属员基本相同，但薪水的发放却参差不齐，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薪俸的混乱。
    二是名不副实。清季许多人指出：“禁人之贪必先有以养其廉，责人以忠必先有以厚其禄。”[2]（卷143.P.9043）也就是说要高薪养廉。清季俸制改革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受经费短绌的束缚，诸多制度难以执行，显得名不副实。如学部援外务部、农工商部、民政部例，奏定该部尚书年支养廉银1万两，侍郎8000两，以次各官分别给予。1907年却因经费短缺，只能减额支给，尚书“月支四百两”，侍郎“每月三百两”，以下官员只好按次递减[2]（卷142.P.9029-P.9030）。不仅京官如此，而且各省新职官的养廉大都减成发放。如湖北、湖南两省交涉使例定年支养廉6000两，结果经分成、扣支，湖北实支仅2707两2钱，湖南实支仅1804两8钱。[2]（卷145.P.9062）
    透过这两个特点，清季十年俸制变化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一方面，官俸禄名目繁多，加之官员大量增加，从而导致了官俸数量的大量增加，从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且由于俸禄不能切实支给，许多官员只好多方巧取豪夺，从而导致了官民矛盾的激化。因此，1910年《民报》刊文称：“彼满洲之立宪，无论为强悍、为阴柔，要之直接、间接增益民生之疾苦也，是即无异普及革命主义，是即无异展拓革命党之实力也。噫！满洲欲以立宪阻革命之进行，宁知适以助革命之进行乎？”[7]（P.525）作为立宪政治的一个侧面，俸制改革的影响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俸制执行上的名不副实，不仅使吏治旧弊难除，而且增强了官员的离心倾向。由于物价上涨，官俸欠支，许多官员的生活难以为继，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清廷的离心力日益增强。对此梁启超在1910年论道：“最近一二年间而有惊心动魄之一现象起矣，则官俸与兵饷之延欠是已。都中度支部、外务部、邮传部外，其它各署大半皆以筹司员薪水为最大问题。外省则虽素号富庶之邦，而各局员薪俸皆支半欠半。”各军欠俸“年年如是”，“省省如是”。他进一步指出“此现象继续一年，全国所至兵变矣。故即此一端，而大乱可以猝发于旦夕。”[7]（P.630-P.631）一年后的现实果然为其言中。
    总之，清季十年俸制发生了较大变化。然而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清廷在这方面的变革却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在很大程序上影响到了清王朝的灭亡。历史也正是如此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