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观念起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注：关于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可参见陈新：《论西方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观念》（《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5期）、《论西方近代的“世界历史”观念》（《学海》2001年第4期）；叶险明：《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等文章；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正如时人所说：五洲未通以前，中国“极东孤立，庞然自大……并不知有亚洲，遑问世界？故世界史之著，亘古无闻焉”[1]。19世纪中叶起，中西碰撞日益加深，晚清学人逐渐关注外部世界，开始以传统史学的国别体撰写外国史；至20世纪初，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经由日本明治时代的万国史译著中转传入，深刻影响了晚清学人对这一概念的接纳和理解。就我所见，学界的相关讨论仅有：路则权的《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8期），林正珍的《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9期）、《世界史视野的拓展与当代中国史学》（《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喜玛拉雅基金会2002年）等文章，而晚清学人接纳这一概念的整体过程及其所反映的史学体例变化、时人对“他者及自我”的认识与定位等等问题，并未见到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尝试在此层面上考察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
    一
    自从司马迁创设纪传体，成匈奴、西南夷诸传，历代正史都以“外国传”或“异域志”记载中央王朝以外的地区。起初，其立意甚好，“备远徼、筹边防，不可不讲之于平日”。但积久生弊，史家逐渐疏于世变，不屑悉心考核朔方异族。外史记载不仅统称之以“夷狄”，充满了自尊自大的意味，而且粗陋简略，道听途说、袭谬承讹之处甚多。王韬曾直斥昔日史官之陋：
    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2]（P3）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秩序日益受到西方的侵蚀，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世界史地著述以《海国图志》（1842年50卷本，1852年增至百卷）、《海国四说》（1846年）、《瀛寰志略》（1848年）等最具代表性。它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体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注：关于“国别体”体例与“封建”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史家重野安绎和晚清学者刘师培都曾谈到。重野安绎说：“史有数体而国别居其一。国别者，昉于《春秋外传》而终于《九州春秋》。盖自封建废，史统于一，于是编年、纪传盛行，而国别之体替已，魏晋以后是也。”参见重野安绎《万国史记·序》，见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又名《万国钢鉴易知录》），上海书局1902年夏。刘师培写道：“《左传》家者，列国史之祖也；《国语》家者，国别史之祖也……及封建既废，天下统一于一尊，断代之史兴而国别之史废矣，惟司马彪《九州春秋》，稍师国别史之成法，然范围甚狭，不过地方之志案已而。”参见刘师培《万国历史汇编·序》，见江子云等编《万国历史汇编》，上海官书局石印1903年。）尽可能详细地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史学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正是据此，刘师培称其为“中国之新史学”：“中儒著西史者，如徐氏《瀛寰志略》、魏氏《海国图志》，一改历代四裔传之例，以开国别史之先声，不可谓非中国之新史学也。”[3]
    不过，上述诸书虽然遵循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重新发掘出“封建”时代的国别体，并且在空间范围上有所扩展，但是仍有两点局限值得注意。第一，它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日本史家重野安绎曾以此评估时人见识：“彼国虽大，而不过方数万里。寝处乎方数万里之内，目不接海波，而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以海国，而自称曰中土，是童观耳！井蛙之见耳！默深以达识著称，犹拘于素习而不自察，则其他可知已。”[4]（重野安绎《序》）第二，王晴佳认为魏、徐等人的著述不把中国包括在内，是一种“洋外史”，表现出一种“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态，因而与日本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有重要不同。[5]（p205～206）
    《万国史记》初版于1879年，是近代日本较早受西方史学影响的世界通史性著作。一方面，它不仅发展了传统儒学的“国别体”，按地区、国别分别记述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沿革、风俗民情，而且将日本置于万国之中，表明日本与世界的联系。“日本记”开篇即言：“我国史乘甚备，不必赘言。然既题曰万国，则不得自异，提纲摭要，所以成公，看者亮之。”《万国史记》卷一的目次、内容如下：万国总说、亚细亚总记、日本记、日本记附录。“万国总说”综括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亚细亚总说”阐明亚洲历史现状，“昔时文物制度卓绝五洲，今则瞠然在欧罗巴之后”；“日本记”剖析国史短长；“日本记附录”译自西籍，虽“未免误谬，然亦未尝无反观之益也”。[4]（p1～15）很明显，冈本监辅将日本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中，试图客观评价其传统的意义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