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观念不仅关系着该国民如何认识“他者”，还关系着如何认识自己的过去，并且与该国民当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来的方向密切相关。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入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更为重要的是，晚清学人关于世界历史编纂体裁的诸多辩论，大都流于形式，而对于松平康国所留意到的世界史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贯穿世界史的“自然法则”，始终未见深入分析，这不能不影响着国人的自我认识及其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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