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冈本监辅及其友人冈千仞已经受到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某些影响。在撰写每一卷，即各地区、各国历史时，冈本监辅没有使用传统的纪、传、表、志等形式，而是借鉴西洋史的综合叙述体，分上古、中古、近古三期叙事。冈千仞的序文专门讨论了西史分称三古的重要性，他说：“西史……分称三古，明古今明暗之别也……而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东西两洋，明暗智愚，判然相殊，岂不以是故乎？”[4]（冈千仞《序》）
    上海申报馆最早翻刻《万国史记》，于1880年3月发售。（注：据光绪庚辰二月二十日（1880年3月30日）《申报》第一版头条“印售万国史记”的“本馆告白”。另，以国家图书馆的申报馆藏本推测，《万国史记》应印刷多次。）驻日外交人员何如璋、黄遵宪、曾经访日的王韬等与冈本监辅相识，也大约在这前后读到此书。不过，冈本监辅所受到的西方史学影响似乎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如黄遵宪1880年发表对《万国史记》的看法：
    余恨其无《志》、无《表》，不足考治乱兴衰之大者。……余从前亦欲作此书，自草条例，凡为《列国传》三十卷。为志十二：曰天文……为表十七：曰年表…曰铁道表。顾以其书浩博……卒未成书。[6]（p154）
    宋恕1887年在上海见到《万国史记》（注：宋恕（1862～1910）26岁（1887年）到上海时，“始见彼土书三种，则冈鹿门氏之《尊攘纪事》、《观光纪游》、冈本子博氏之《万国史记》是也。其后客南北，锐意求彼土书，所见日多……然弗敢忘冈氏、冈本氏之最先引我入胜也”。参见宋恕《亲灯余录·序》，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94页。），到1895年完稿《六字课斋津谈》时，仍然写到：
    日本冈本子博撰《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盖学者习史，外国不能不略，本国不可不详；若撰史者平列本国于外国，取齐篇帙，势不能详……或问：子撰外史，体例、题名若何？曰：体例仍魏、徐氏，而题曰外国史略，则正名言顺。[7]（p63）
    从以上对《万国史记》的评论可以看出，黄遵宪仍以传统纪传体的“志”、“表”等体例考求“治乱兴衰”，力求将各专史纳入列国传，不免陷入繁难之中；宋恕明确反对“撰史者平列本国与外国”，认为国史应另为一编，只作“外国史略”。王韬也基本持同样看法，他称赞冈本监辅游历广泛，博闻多识，“著有万国史略，搜罗颇广，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注：王韬所说的“万国史略”即为《万国史记》。王韬《扶桑游记》，明治庚辰年。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1974年，第130页。）他们都将《万国史记》看成是有关“列国史”或“泰西史”的掌故汇编，不曾注意到冈本监辅将本国史置于万国史之中，以“三古”分期强调进步，以“审万国形势”较“国史短长”的目的。
    在甲午战前应对西方挑战的五十年间，清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始终是西方科学技艺，外史编译未成风气。虽然中西碰撞已经促使史家以国别体写作外国传，并且产生了诸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年完稿，但1895年才得以刊行）、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1890年刊行）等更为详实的外史著作，但是晚清学人尚不曾意识到世界历史的意义，还未能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其有限的外国历史知识，也不足以对人类历史进行整体性的观察。正如时人所叹“吾国数十年前局于闭关锁国之思想者，以为吾国以外无世界，即有人类亦等夷狄或如匈奴、突厥、回纥，故甲午以前，密迩东邻之日本犹未能察其国情，遑言其他世界各国哉”[8]。
    二
    甲午战败震醒了中国人天下之“中土”的长梦。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据谭汝谦统计，仅日文汉译世界史地著作在1896～1911年间就达到了175种，而1660～1895年间只有2种。（注：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表十一。据笔者所见，仍有部分日文汉译外国史地著作未收入，因而实际数目当不止于此。）随着留日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经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文本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由于西方理论学说，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说，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碰撞时，大都发生某些转变，因此，探究清末学人的“世界历史”观念，有必要首先考察明治日本人对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理解。
    通过对基佐和博克尔“文明史”的研究，福泽渝吉是明治时代较早认同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中进步论、阶段论的启蒙学者之一。他在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写道：文明是“人类智德的进步”，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从野蛮到半开化、开化，现在的欧洲文明，是目前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其他仍然处于野蛮状态或半开化地位的国家，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但是，他坚决反对大多数西方史家坚持“西方文明永恒代表最高文明”的观点，认为：文明的发展又是无止境的，虽然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却并非尽善尽美，所以日本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9]（p10～11,33）
    至19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史学译著的大量出现和史学观念、方法的输入，有关世界史概念的阐述以及编纂学的实践，与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相比，都有明显的进步。较有代表性的两家同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的教员，一是经济学家、业余史家天野为之，二是历史学讲师松平康国。
    天野为之的《万国通史》于1887年出版。它虽以“万国”为名，但“所载仅西方诸国，如朝鲜、支那、日本及其他东方之国，概不及焉”。对于为何“以西洋史为世界史”，天野为之解释说：万国史有两种，一种“普记万国，无所抉择”；另一种“总挈万国之大事，发明世界之全体”，“一国之形势虽具，征之世界之全体而不见其轻重”，则不予录之。他按后一种方式写作万国史，不得不放弃东方国家的历史。对比东西方文明，他不禁感慨叹息：
    今夫欧洲诸国，其文明景象，实能周及寰瀛而发扬政治之进步者也。悲夫！东方之声教，东方之人民，其于世界之大，曾无毫末之关系，奈何于万国史中空留其名？……夫余岂不愿万国史中，赫然存日本之名，使日本之人为世间绝有关系之人，而余亦得取东方之事迹而详说之？虽然，此俟之一日千秋之想耳！嗟乎！此嘉运之固未至也。[10]
    对比天野为之的类似“强势文明即为入万国史之资格”的简略理解，专业史家松平康国的阐述更加接近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之真意。在其讲义《世界近世史》中，他写道：
    世界史者，视世界为一国，视人类为一族者也。考邦国如何成立，如何迁移，如何进化；考家族如何冲突，如何结合，如何而有性智，如何而营生活，如何而为归宿之方向，此世界史之本分也。先条举关系于世界全局之大事，然后于大事与大事之间，贯之以自然之法则，择一最当之体裁，然后可称为史之良也。但求得此自然之法则，属于历史哲学，而世界史之所叙述，即循此法则以为基础也。[11]（绪论，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