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汉反洋教文本体现了在外部侵略、利益伤害和文化冲突背景下的一种本能性的自卫和反抗。应该承认，周汉文本对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揭露，对一些传教士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抨击，对一些中国官员一味庇护外国人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周汉文本说：“英国鬼子真讨嫌，压制我买鸦片烟。美国鬼子惹不得，助运鸦片害中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又说，列强“把中国，不当人，任意欺凌”。“有一些，贪官污吏，媚外人，欺己国，秀士良民”[10]（P39～40）。文本的这些表达的确反映了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肆意欺凌以及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反映了部分绅士、百姓的心声。这也是当时周汉文本能够得到流行，或者说得到一些绅民认同的重要原因。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周汉文本原是免费发放的，但在一些地方如宜昌，周汉文本还公开销售，成为标价商品。
    不过，在近代中西碰撞的时期，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西文化的关系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文本看，周汉对西方的一切采取了简单的拒斥态度。其文本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画，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情绪情感是落后和偏执的；所使用的谣言捏造、谩骂和打杀方法，也是低层次的。周汉文本凸现或表露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文本本身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它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消极的。
    第一，周汉文本对过去和当时流行的谣言不加甄别，轻信谣言并加以扩散。周汉文本承继了过去许多关于洋教、教士、教民的谣言，并利用印刷媒介“固化”谣言，来达到大范围传播谣言的目的。例如教士挖眼剖心、取胎割肾等谣言，在周汉的文字文本和图画文本中大量的存在。周汉作为一个“两栖”人（即介于官民之间--陕西补用道，回乡后成为在籍绅士），比一般的平民，应该更理性，更有鉴别力。有学者指出：“基本上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乡绅阶层，具有较敏锐的政治眼光，在野清流地位又使其保持较冷静和客观的态度。”[23]（P350）但透视周汉文本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可以看到，周汉既不冷静也不客观。
    第二，周汉文本充斥了大量对洋教、教士和教民的诬蔑贬损之词。鄙陋粗俗，跃然纸上。文本用许多不雅之词，极力丑化洋教和皈依洋教之人。如将天主教诬称为“猪叫”，诬称教士教民为“鬼”、“鬼夫人”；极力放大教士和教民的罪恶。特别是图画文本，将“无根谣言”图片化，更具鼓动性。
    第三，周汉文本对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伦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加区别，均加以指斥和抨击，有着浓厚的盲目排外色彩。根据1861年天津条约的规定，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是合法的，“洋教”没有被清政府所禁止。天主教、基督教本身作为宗教信仰，主张赎罪解脱，行善积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能带来心灵的慰藉，对尘世间有信仰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中国人皈依洋教，也是合法的。尽管一些教士、教民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的确干了不少坏事，这些人理应依法受到惩处。但在周汉文本中，将洋教与教士、教民的罪行混同起来，对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义、仪式、教规和宗教历史大加鞭挞，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和捏造事实，对洋教进行大肆攻击。
    第四，周汉文本极力鼓动平民打杀教士教民，焚烧、拆毁教堂等设施，带有相当多的冒险性和复仇味，其企图是抑制、打击并驱除洋教和外部势力；周汉文本的言辞图画十分激进，手段也十分低劣，体现了弱者的歇斯底里状态。在绅士鼓动下，平民冲击教堂，打杀教士教民，只能使教案纠纷复杂化和严重化。理性的态度应该在法律秩序内公正处理，应如三十年前洋务思想家郭嵩焘所主张的那样，“如果该教士实有毒害吾民种种情弊，尔等身受其殃，或确知其事，即当呈控地方官听候查办……”[24]（P209）。从相反的角度看，尽管绅士鼓动打击教士教民，实际上皈依洋教的人却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周汉的鼓动宣传并不能遏制“洋教”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最后，文本所体现的指导思想是落后的“华夷”观、“人禽”观。“华夷”观是其文本观念表达的核心，也是周汉行为的思想基础。从本质上讲，这些观念“不具备近代理性的民族精神”[25]（P124），是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是封闭社会中小农的自大与自恋在观念上的反映。自从“睁眼看世界”后，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这种思想观念的落后和错误，认识到“泰西”各国的先进和发达，开始向西方学习，逐渐抛弃这些观念。而在19世纪后期，周汉仍然拾起和“光大”这些观念，作为反教的思想武器，是保守和退步的。周汉文本的可悲之处，是把许多落后的东西如“华夷”观、狭隘的民族情感当作正义和真理来坚守。所以，他在反洋教的舆论鼓动中，充满了激情，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周汉反教文本中所包含的非理性思想观念、污蔑性言辞、愤怒的情绪情感以及破坏性的号召，通过媒介完整地和大量地传递给广大受众，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周汉文本传播的消极影响，择其大端言之，主要是两个方面。
    从观念上讲，与周汉文本表达的局限性相关联，作为“四民之首”的周汉，不能提升民众的近代意识如平等、民主、民族和世界意识，不能促使民众的保守意识向近代的先进、开放意识转化。相反，文本体现的是其保守的和落后的方面，经过传播和宣传，强化了民众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和顽固性。“夫官吏举动，士民趋之；绅士举动，愚民趋之。”[26]（P72）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引导也是如此。
    从行为上看，周汉文本传播导致的后果也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绅士本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再加之“传教事业的侵略特质”[27]（P61）等因素，反洋教运动得以发生发展。教案的产生和扩大，直接造成了中外纠纷、许多利益丧失，导致了社会动荡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尽管周汉没有直接参与“滋闹教堂”等实际行动，但他无疑充当了“鼓动宣传家”和“号手”的角色，角色“实现”的工具就是依托印刷品传播的周汉反洋教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