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论说显然较梁启超前进了一大步。他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里，将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颇具文化色彩和理论意义。
    章太炎对杨度的论述极感兴趣。他立即在《民报》发表了《中华民国解》一文，给予回应。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解读，而是发挥其古文经学家的特长，指出杨度理解上的一些错误。章太炎认为，“华夏”的原意是地名，“华”即华山，“夏”即夏水，“华夏”作为族名最早是指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人们。“汉”也是因刘邦被封为“汉中王”而演绎而来的，仍源于地名。所以，将中华民族说成是文化的共同体，有些望文生义⑨。实事求是地讲，章太炎的考订并没有错，但词语的起源和后来衍生出的文化内涵常常是发展变化的。章太炎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他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启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他与杨度所不同的：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但他在这里表述的观点较其在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这表明，“中华民族”的理念对章太炎还是有某种影响力的。事实上，不仅章太炎，连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 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之统一”⑩。
    耐人寻味的是，梁启超为什么会超越孙中山、章太炎这些革命大家，在推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建设中走在了前列呢？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不难发现，这是客观政治演变的产物。众所周知，清兵入关后建立了森严的满族贵族集权的专制统治，虽然也对汉族采取过一些拉拢和团结的政策，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十分严重。所以，历来的反清运动，包括太平天国那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都打出“反满”的旗号，号召和争取民众参加反清斗争。孙中山等革命派也将“反满”作为发动群众、号召人民投入“反清革命”的一面旗帜。在20世纪初年，革命派喊得最响、影响最大的一个口号就是“革命排满”。这中间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即使像章太炎、邹容这样的思想理论家和宣传家也在所难免。梁启超清醒地看出了其中的问题。特别是受其反对孙中山武装革命的政治立场所制约，在与革命派的论战当中，自然就打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宣传满汉一家、民族平等，并批评革命派的大汉族主义，责难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不难发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反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在1905年到1907年《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当中，梁启超打出的民族主义大旗让孙中山等革命派很难应付。不过，经过这场论战，孙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反满的负面影响，孙中山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反满并非反对整个满族，而是反对满族贵族专制统治，反对压迫汉族人民的满族人（11）。一些革命党人也纷纷撰文批评大汉族主义，明确界定了“革命排满”并不是指所有满族，“实满族中爱新觉罗之一姓”（12）。历史就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梁启超出于某种狭隘的党派偏见鼓吹的民族主义，在客观上倒纠正了革命党人的大汉族主义。
    梁启超钟情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他认定民族主义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梁启超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13）又云：“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14）梁启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他说：“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洲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15）
    综而观之，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以及与革命党斗争的某种政治需要，使梁启超成为20世纪初年研究和宣传民族主义的“弄潮儿”。由他创造的“中华民族”一词，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它超越了传统的种族和地域的束缚，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是一家的新的民族理念；它告别了“夷夏之变”的陈腐观念，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平等相处、团结一致的新的追求。它是中国传统民族观念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民族国家--现代民族观念的载体
    现代民族观念必须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为依托。因为只有建立了名副其实的现代民族国家，才能使民族主义落到实处，才能集中体现民族独立、民族平等，才能逐步由家族主义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中的国民，才能由专制转变成共和，才能提升民族的自觉和国家的整体竞争能力。所以，梁启超总是把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归宿，把中国能否成功的建设民族国家看作中国能否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按梁启超的逻辑，如果一个民族仅具备同一地域、同一风俗、同一文字、同一语言等自在的自然特征，而没有民族国家来加以保证，所谓民族的自立和走向现代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即使是古代的所谓传统的旧式的“国家”，也不可能体现真正的民族意志，与现代民族观念的落实还有相当的距离。梁启超曾做过如下说明：
    古代之国渊源于市府，中世之国成立于贵族，十八世纪专制时代，认政府为国家，法兰西大革命之时，同国家于社会。……自千八百四十年以后，而民族建国之义乃渐昌。虽或间遇抵抗，或稍被制限，而其势力之不可侮，则固已为有识者所同认矣。（16）
    梁启超的这种阐释，虽然是复述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看法，但对民族国家是民族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和无法抗拒的世界潮流的表述是十分鲜明和准确的。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这种认识具有普遍性。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在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浙江潮》的一篇文章甚至将建立民族国家视作实现民族振兴的唯一途径，其中讲道：“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发挥其本族之特性；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盖国与种相济者也。”（17）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的论述更富哲理和煽动性，他在结尾时写道：“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竞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