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大势所趋，但建立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如果按族群来分类，有单一民族和多民族两种。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和孙中山等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梁启超一度也曾有过单族建国思想，但极其短暂。诚如本文前面所述，他是在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上摇摆不定。当他的“中华民族”的大民族思路形成后，就极力主张建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后来又渐渐发展为立宪派的一致呼声。在20世纪初年“革命排满”思潮的影响下，尽管孙中山等多数革命党入主张建立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但倡导组建汉族单一的民族国家的呼声也有一定市场。除了国粹派的许多人在鼓吹外，个别同盟会员也随声附和。柳亚子在《复报》发表的文章讲得尤其直白，其云：“人种的起源，各各不同，就有种族的分别，凡是血裔风俗言语同的，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言语不同的，就不是同民族。一个民族当中，应该建设一个国家，自立自治，不能让第二个民族占据一步。”如果一个民族的国家被别的民族打败了，“就要做人家的奴隶，子子孙孙不能见天日了”（19）。《浙江潮》的一篇文章讲得更尖锐，其称：“一国之内而容二族，则舍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否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已。”（20）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推进，当建国迫在眉睫的时候，革命党当中单一民族建国的论调就很快退潮了。长期的中华各民族融会在一起的历史传统，很快就使多民族的国家理念得以确立，顺利度过了一次民族认同的危机。辛亥革命后，单族建国的思想就再也没有市场了。
    平心而论，单一民族和多民族的建国争论仅仅是国家构成的基本元素的争论，并不决定现代国家的本质。左右国家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是成熟的现代国民。国民性决定国家性，是梁启超一生不变的基本思维定势。他在《新民说》中讲：“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21）这就是说，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确立必须以高素质的国民为基础，独特的高水平的国民是民族国家创建的根基，“民富则国富，民智则国文，民勇则国强”（22）。依据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梁启超还将现代国民看作国家的人格体现和独立的法人个体，他说：
    国民之界说为二：一曰国民者人格也。拥有有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二曰国民者法团也。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国家为完全统一永生之公同体，而此体也，必赖有国民活动之精神以充之，而全体乃成。故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而异名耳。（23）
    国家是国民的共同家园，国民是国家有机体的生命细胞，细胞的质量决定着国家这个有机体的性质和强壮。梁启超的这种推论，将国民的性质及其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得淋漓尽致，无懈可击。但是，作为天赋人权的国民究竟达到怎样高的文明素质，或者讲，高素质的国民达到民众中的多大比重才可以建造现代的民族国家呢，则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难题。过分地看重国民素质，往往会延误民族国家的创建，甚至走到民族革命的对立面；过分地强调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则常常超越民众的实际水准而使民族国家的创建流于形式而败北。对国民和国家互动关系的科学把握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实际问题。梁启超、严复这些思想家由于过分强调国民素质，所以总是抱怨革命走得太快；孙中山等革命家则认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国民水平的提高，所以总是不顾一切地去创建共和国家。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民素质长久的决定性作用，梁启超则淡化了良好的共和国家对铸造现代国民的反作用。事实上，梁启超在考察伯伦知理的民族国家理论时曾列举过共和国家在陶冶现代国民的五大功用：（一）养成国民主自觉心，使人人自知其权利和义务。（二）使人民懂得人道之高尚，互相尊重其人格。（三）由选举产生竞争，英才辈出，养成公民良好的竞争意识。（四）公民平等参与国家管理，养成公仆意识和国家精神。（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智慧可以自由发挥，而幸福日增也。列举了这五条之后，梁启超不无感叹地写道：
    以故苟为国民者，能于共和不可缺之诸德，具足圆满，则行此政体，实足以培养爱国心，奖励民智，训至下等社会之众民，其政治思想，亦日发达以进于高尚。美哉共和！（24）
    梁启超毕竟是敏锐的思想家，他这里论述的国家对国民素质的促进作用是极为深刻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国家是真正的共和体制，国民和国家之间真正进入了一种规范的良性互动。没有这样的先决条件，梁启超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是不会出现的。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实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素质较高的新型国民和良好的共和国家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创立的基本条件。
    总起来看，思想家关注较多的是人类普遍价值的阐释和追求，政治家着眼的是实际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二者既有分离的一面，也有互补的地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理论家关于现代民族主义带有普遍意义的解读和宣传，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脚踏实地的革命活动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从虚实两个不同侧面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观念的确立。从大的历史趋向来看，孙中山和梁启超在民族理论的认同上虽然有差异，但最后的归宿则是一致的。即使梁启超的民族理论普及的程度是有限的，孙中山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也日渐徒有虚名，但在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问题上，还是不可否认的活水源头。
    注释：
    ①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及黄兴涛：《“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形成的历史考察》，均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梁启超：《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