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春平主编的《日本文明史》（全七卷，角川书店），从文明的观点系统地解释了日本史。上山本人执笔的第一卷《日本文明史的构想》在全卷占重要地位，内容广泛涉猎到西方的基佐、柏克尔、施宾格勒、汤因比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日本的福泽谕吉、梅棹忠夫的文明论等，试图构筑一部日本乃至世界的文明史。
    上山在这一部分论述了三个问题：一、什么是文明史？二、人类文明史的阶段划分；三、日本文明史的时代划分。
    论述文明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区分“文化”与“文明”。上山概括了旧的学说，利用文化人类学成果把文化定义为“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把文明定义为“发展到超出某种水平的社会文化”。所说的“某种水平”指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给经历过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各命名为“第一次文明”（农业社会）、“第二次文明”（工业社会）。据此把人类发展史划分为：自然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三阶段。
    上山把日本在人类史上的三阶段发展形态划分为：从公元700年前后进入农业社会；从1900年前后进入工业社会。转折期的划分标准是，701 年根据大宝律令建立了律令天皇制；明治22年（1889年）根据明治宪法建立了立宪天皇制。
    问题是以天皇制作为划分日本文明时代的标准是否合适。上山所以重视国家论（天皇制）与日本有关资本主义论争中明治维新的历史性质有关。讲座派主张明治维新是专制主义变革，明治天皇制是专制王朝。上山依据他与桑原武夫合作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提出明治维新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上借鉴了柏拉图的《国家》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黑格尔的《法哲学》。重视作为哲学领域的国家论。但是对于天皇制与作为文化、文明定义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有何联系，很不明确。按理应解释以天皇制为基础的法制变化是怎样引起生活方式变化的。例如泰国虽然于1932年实现了立宪君主制，却并未从此进入第二文明。
    上山把日本的第一次文明划分为四个时期，700-900年是唐文明“引进期”；900-1200年是日本文明的“创造期”；1200-1600年是“发展期”；1600 -1900年是“成熟期”。是单线自然成长过程。
    这里有两个疑问，一是唐文明能否代表中国文明。1200-1600年间，中国经历了宋、元、明三个王朝，这一时期无论是在贸易规模上还是物产丰富程度上都是唐代中国所难以比拟的。例如日本从唐朝引进了律令、都城和正史，日本的律令制、平城京、日本书纪三部分都是模仿唐的政治体制。而在相当于中世纪的宋、元、明时期，日本引进的代表性文物有禅、宋学、铜钱、生丝、绢、陶器、棉花以及庭园式建筑。另一疑问是，律令能代表唐文明吗？律令、汉字、儒教是中国文明的三大支柱，可与罗马文明的罗马法、罗马字、基督教相匹敌。与唐律令对应的当是罗马法。上山认为两者的区别是，律令是公法，罗马法是私法（民法），前者属于分配上的正义，后者属于交换上的正义。上山把日本律令制产生的701年到其发生变化的1889年划为一个文明时代，如果按这同一标准来划分欧洲文明史，就应把罗马法的产生到拿破仑法的确立之间划为一个文明时期，然而上山却以工业革命标准来划分西欧文明史，与日本史的划分在理论上是南辕北辙。
    上山定义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主要指构成人类外部世界生活方式的“物”。构成“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物的集合被称为“社会物产复合”。看来生活方式的变化即生活革命，亦即“社会物产复合”的变化。“复合”一词借用自中尾佐助《栽培植物与农耕的起源》中所用的“农耕文化复合”，这里的“文化”意思是耕种（culture），“农耕文化复合”指耕地上收获的农产品的复合。 如新大陆农耕文化复合是：马铃薯、南瓜、玉米；地中海农耕文化复合是：大麦、小麦、豌豆、甜菜。该书把日本文化称为“阔叶林文化”，包括从中国云南、印度的阿萨姆经中国华南一直分布到日本西部的青{K5C904.JPG}栎、樟树、柯树等林带地区。这一地区的农耕文化复合是：葛、茶、稻、稗、大豆、小豆、鬼芋、紫苏。中尾只注意到农产品，实际上“社会物产复合”还应包括海产品、矿产品等。
    分析欧洲工业革命前的历史过程，以前的方法论武器是“原始积累”概念，着眼于因生产者与生产手段脱离而形成的劳资阶级关系，而物资生活用品被置于次要地位。前几年去世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最后著作《物资文明、经济、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结构》中，论述了以小麦、大米、玉米以及饭桌、饮料为主题的“18世纪食品革命”。如这部金字塔著作所表明的那样，近年的史学界较之对阶级关系的形成而更重视日常生活用品的变化。布罗代尔以丰富的事例描述了从1500年到1800年间欧洲人焕然一新的生活方式，使之焕然一新的是来自“东印度”（旧亚洲文明圈）和“西印度”（新大陆文明圈）的物产。指出“发现美洲大陆后，……旧世界的植物传入新世界，反之新世界的植物也传入旧世界。一方面传出的是稻米、小麦、咖啡豆、甘蔗；反方向传入的是玉米、马铃薯、西红柿、橡胶树、烟草。”新物产进入欧洲人日常生活，引起“社会物产复合”的变化，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焕然一新，欧洲社会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个时代转折的关键。
    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史观”主要内容是，欧亚大陆从东北分布到西南的广大干燥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蹂躏其周围的农业社会（中国、印度、地中海、俄罗斯等），干燥地带是破坏力的根源。梅棹给农业社会不断遭到破坏、专制帝国交相更替的广大欧亚大陆叫做“第二地区”。处于欧亚大陆顶端，免遭干燥地带暴力侵略的地区称为“第一地区”。处于第一地区的是日本和西欧，就象植物群落顺利地从低层连续过渡到高层那样，这两地区的文明顺利地从低级阶段发展成现代文明。梅棹解释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第一地区”未受到“第二地区”影响而实现了自然地连续发展。
    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第二地区”对“第一地区”有决定性影响。第一地区的西欧形成了“近代世界体系”，日本发生“锁国”，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物产复合”，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第二地区拥有的丰富物产。西方通过开放途径，而日本是采取锁国手段，从依靠第二地区的棉花、丝绸、沙糖、陶瓷等旧文明的物产到这些物产的自给自足，从而摆脱对第二地区的依赖，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文化·物产复合”。单从“物产复合”来看，旧文明圈是形成西欧“近代世界体系”和日本“锁国”的母体。“物产复合”不同，文化也不同，因而生活方式也不同。梅棹着眼于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我所着眼的主要不是人，而是人所使用的“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