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是一大惨案，也是一大耻辱！造成这起惨案的原因，一是日本军队的野蛮和残酷，二是国民党军队的消极抵抗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
    正义最后毕竟战胜了邪恶！曾经狂妄地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日本战争狂人们，曾几何时，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一切爱国力量以及世界进步力量的打击下，终于耷拉着脑袋，带着满腹的“遗憾”，站在了历史的审判台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开始进驻东京。接着由美、苏、英、法、中等国联合组建的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了。
    在中国，举国上下也一致要求对日本战犯、特别是实施南京大屠杀的谷寿夫、松井石根进行审判，以雪国耻！可是，刚刚从重庆迁都回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却一心想着对付共产党，根本不把审判日本战犯当一回事。等到迫于国际舆论及全国的呼声才不得不下令组建中国军事法庭时，大部分侵华日军战犯已逃回到日本本土。
    1946年末和1947年初，经过一番准备，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由国防部组建的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军事法庭成立。
    国防部长徐永昌根据上峰的意图，指定原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戴少将军衔的石美瑜为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又根据自己的挑选和有关方面的推荐，选定了五位机敏干练，能说会道的检察官任法官。军事法庭组成之后，首先的第一件事是将开列在名单上的日本战犯拘捕到案。
    当时拘捕到的日本战犯中，唯独不见罪行累累的谷寿夫和松井石根。法庭为了迅速将他们拘来南京，派出法官亲到东京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涉。当时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美国人一手操纵的。他们的偏向和意图显而易见，起初根本不答应将谷寿夫交给中方人员。他们的理由是：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战犯由中国军事法庭审判，在日本土地上的日本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级战犯由中国军事法庭审判，中方人员据理力驳，认为谷寿夫仅仅是一个师团长（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师长），官职小，排不到甲级战犯里头去，这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不得不答应将谷寿夫交由中方人员押回南京。而另一名直接指挥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集团军司令、大将军衔）则作为甲级战犯留在东京。
    谷寿夫被押到南京后，关在国防部战犯看守所里，同时被关的，有一百多号其他大小战犯。
    为了取得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确凿证据，法庭里的几名法官除庭长石美瑜在法庭坐镇外，大家分头行动，各自带着法医和检查官，深入到南京各地了解、取证。他们先后采访了数千名知情人和现场目击者，又到“万人坑”起出被日军砍杀后埋下的头颅。并召来了写过《陷都血泪录》，《日军暴行纪实》，南京战祸写真》等书的作者。还搜集到不少外国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照片及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记载的收埋遇难尸体的确切数字。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取证，证实南京大屠杀中遇害的中国军人及百姓总数达三十余万，法官们出于民族的感情，无不愤慨。侵华日军的血腥暴行，真是罄竹难书啊！
    1947年3月10日，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战犯谷寿夫宣判死刑后，立即被法警们押上刑车，驶往雨花台，执行枪决！
    谷寿夫被处决后，中国军事法庭本想对另一名大战犯冈村宁茨进行审判。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忙于进行内战，况且已经下野了的蒋介石仍然从中作梗，迫使中国军事法庭迁往上海。1948年初，中国军事法庭在上海开展工作。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是头号战犯，日本天皇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他正在上海，中国军队受降时，把他扣押，囚于上海江湾监狱。
    蒋介石把中国军事法庭迁往上海的意图，一是怕“代总统”李宗仁在对待日本战犯问题上跟自己不一条心。上海是他的亲信——淞沪杭警备司令长官汤恩伯的天下。二是蒋介石心中有一套谁也猜不到的谜，那就是他正在想起用冈村宁茨作自己秘密军事顾问的打算。所以，表面上不得不任由中国军事法庭去对冈村宁茨作所谓的审判，但骨子里却又不愿看到冈村宁茨落个同谷寿夫一样的下场。
    冈村宁茨大概猜准了蒋介石的打算。在上海的中国军事法庭上竟傲慢无礼，藐视法官，咆啸公堂。说自己不但没有罪，反而对遣返战俘有功，应得到法律保护。
    当时的法庭庭长石美瑜和另外几名法官并不清楚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仍象在南京审判谷寿夫那样地卖劲。事隔不久，南京的国防部长徐永昌给石美瑜拍了个电报，叫他火速赶回南京，有要事相商。石美瑜回到南京后，国防部长徐永昌向他出示了“代总统”李宗仁的手令，要中国军事法庭暂缓对冈村宁次的审判，接着，冈村宁茨也打了个报告，请求保外就医。
    对于这样一位国人皆曰该杀的头号战犯，石美瑜斗胆也不敢释放，仍将冈村宁茨牢牢地看守在江湾监狱中。
    过了几天，石美瑜又去了一次南京。当他重新回到上海时，带给法官们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说是国防部来了人，明天就要开庭对冈村宁茨进行宣判。当天，石美瑜还给报馆打去几个电话，叫他们明天派记者前来法庭采访。
    第二天，即1949年3月26日上午，法官和记者们早早来到法庭。可是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仍不见庭长石美瑜到场。正当法官和记者们焦急地翘首盼望时，石美瑜终于夹着个公文包，神情颓丧地走了进来。法官们见庭长已落座，就悄悄问他：“庭长，时间已到，是不是可以开庭宣判了？”石美瑜苦笑着摆摆手说：“不，我今天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
    “重要决定？什么重要决定？”在场的法官和记者们一时摸不着头脑。
    石美瑜缓慢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份手谕，一份是“代总统”李宗仁的，一份是淞沪杭警备司令长官汤恩伯的。上面写着同样的内容：冈村宁茨负责遣返战俘有功，应宣告无罪。
    法官们脑袋突然嗡嗡作响，记者们面面相觑！
    这时，石美瑜拿出一份由国防部长徐永昌签名盖章的《判决书》，要法官们一个个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们一时手脚无措，你看看我，我望望你，谁也不愿首先拿起笔来。
    石美瑜见大家不愿签，就亮出底牌说：“各位今天的处境应该清楚！告诉大家吧，这份判决书是最高当局的意思，今天咱们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的话，由国防部派来的另几名法官已在客厅里等着，将由他们来接替办案，我们大伙呢？将以违抗上级命令论处，我只好同你们一起下监狱。”
    法官们见庭长为难，也见今天的形势不可扭转，就违心地拿起沉重的笔，在《判决书》上涂上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蒋介石逃到台湾，果真把冈村宁茨悄悄请去作了他的秘密军事顾问。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迅速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军事法庭也随之解体。庭长石美瑜去了台湾，其他几名法官各奔东西。直到1984年，南京市政府成立“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在有关档案中发现了当年5位法官的名字。经过寻找，其他几位下落不明，唯一找到了现年80岁、家住江西九江的叶在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