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省电线未修复，殊为焦急。祈速设法赶办，以通诏奏。”（刘坤一）[1]卷39，19
    “太原距京较近，但晋粮极贵，拳匪极多，运道艰，电报梗，种种不便。地主又别有见解，奏报供亿俱不如陕，故留晋幸陕俱不敢请，只可敬听圣裁。总以奉旨捷速为第一义。”（张之洞）[1]卷40，15
    尽管清廷屡次严谕山西官员修复电报线路，但是该省电报杆线受创严重，大量电报线路数月前即为拳民砍断，加之“地方官不肯保护，不能修复”[2]118，清廷到达山西时，“晋线拆毁几完”。[2]250线路漫长、材料不足，使得短期内修复电线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因此，直至9月10日，两宫“前抵太原，电线无杆修通”[1]卷40，13。
    由于太原电报通讯的断绝，清廷抵达太原之后与外界进行电旨、电奏联络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上谕只能继续通过“六百里谕令”的方式进行传达。随着与各国议和行动的开启，清廷需要同北京的庆亲王奕劻和由沪抵津的李鸿章等人随时商讨议和事宜，电报通讯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统治的意义更加突出，“电报不通，于该亲王等商议各件，转辗恐多延误。”[10]325因此，在清廷决定继续西巡赴陕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电报通讯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正如清廷在上谕中提到的：
    “驻跸太原，将近两旬……省城电报不通，京外往来要件，转辗每多延误。不得已谨择于闰八月初八日启銮西幸长安。”[10]326
    清廷放弃长期驻跸太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灾荒、民生等社会原因，亦有联军西侵等军事原因。然而，从对外通信的角度来看，电报不仅是清廷实现对外通信的技术保证，更是维持其统治的政治保证。鉴于电报断阻所造成的“朝廷之指挥，封疆之机要，两不相及，贻误实多”的局面，②清廷为了延续其政治统治，必须保证自上而下政令畅达的行政效力，因此，电报技术成为了清廷在政治危机时期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这也是清廷选择电报线路受损程度相对较少、对外电信联络基本畅通的西安作为目的地的原因之一。
    三、电报通讯与清廷的议和与回銮
    西巡抵达西安之后，由于电报通讯基本畅通，清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各省的政治、社会情况，各省官员也可以较为迅速地了解清廷的现状与意向，双方因电信数月断绝所产生的疑虑和猜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由于双方信息交流的加速，清廷可以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各省督抚亦可以根据清廷的具体信息采取相应的策略。尽管清廷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并未因此消失，但是电报通讯降低了中央与地方产生进一步误解与疑忌的可能，使得国内政治关系略趋明朗。
    电报通讯的另外一层意义在于促进中外和谈的进行。西安的清廷，直隶的李鸿章、奕劻，东南各省的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都是中外和谈的重要参与者。由于大家分处不同地区，电报通讯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了凸显，特别对于清廷而言，“行在诸人，皆恃庆王、李相为泰山，望电报如饥渴。太后曰：‘我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11]328由此可见，此时的国家行政系统已经与电报技术密不可分地交织到一起，形成了一套以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政治运行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电报通讯起到了重要的串联作用，它不仅是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载体，更是各种政治关系的有效串联者。
    从电报通讯的具体运行层面来看，西安电报局作为临时性的中央通讯机关，在清廷西巡期间发挥了电信枢纽的作用。由于外省往来电信频繁，电报线路需要随时巡修以保持畅通，电文收发亦需做到保密、快速，加之清廷对外电报通讯需要按照电旨、电奏等奏报制度进行处理，原本作为省级电报机关的西安电报局在西巡期间承担了大量的清廷政治事务。正因如此，西安电报局的地位受到了各方力量的充分重视，被赋予与京城电报局同等重要的地位，“西安电局目前办事重大，一如京城”，其工作性质亦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一曰勿阻线，二曰勿洩漏，三曰勿延搁，四曰勿多事。”③
    清廷对于电报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西巡的危乱局势当中，还体现在庚子国变之后局势渐趋平缓的时期，这一情况在清廷回銮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1901年10月6日，清廷自西安起銮返京，由于“回銮过豫、直各境无线，谕旨、章奏阻搁堪虞”，清廷在回銮之前谕令各省“筹款展造潼关至河南、直隶电线，以备跸路传递要报”，其中重点修设的线路工程包括“由潼关开工至孟县”，“由孟县开工至正定”，“由保定至京，京至天津，天津至德州各处线路”，此外还包括收回法军所占之正定至保定电线。通过电报线路的修建，“总期于谕旨、章奏朝发夕至。”④除了加强线路修设之外，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还在起銮之前特别电令西安、临潼、潼关、陕州、洛阳、开封、郑州、怀庆、卫辉、彰德、正定、定州、保定等电报局“廿四起銮赴豫，北路各局添守夜班”，⑤以保证电报随到随发，免于耽搁。基于长期使用电报通讯所形成的技术依赖性，加上庚子西巡中因电报通讯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清廷将电讯畅通作为顺利回銮的重要保证，从而再次将电报技术与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四、结语
    从技术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看，电报技术与庚子国变期间诸多政治事件所发生的联系反映了技术对于晚清政治的介入与影响。在参与庚子国变的主要政治势力中，清廷重视电报通讯，是基于维系统治、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督抚重视电报联系，是基于稳定政局、保存实力的政治预期。在电报技术与晚清政治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既有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联系，又有地方督抚之间的横向联系。电报不仅是各种政治关系的串联者，同时还是各方政治意向的反映者。
    电报技术在晚清朝廷中的应用可以分为常态时期和非常时期。在常态时期，由于电报线路基本畅通，电旨、电奏可以按照既定的电信制度正常进行，各省信息亦可以较快地传至清廷，对于各地影响政治统治的不稳定因素，清廷可以迅速获得消息，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然而，与常态时期相比，当一些极端的政治、军事、社会事件发生时，电报技术对于统治者而言通常会体现出一种非常时期的状态。就晚清政府而言，在庚子国变发生的过程中，清廷经历了西巡之前和西巡途中三个多月的电讯阻隔时期，在此期间清廷对于电报通讯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常态时期，仅靠驿递传送的有限信息无法满足清廷在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时期急需了解各方讯息的愿望，亦无法解决地方大员掌握朝廷动向的信息需求。因此，电报通讯成为了庚子国变时期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共同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了清廷维持中央政权合法效力的重要工具。
    在庚子国变期间，谣言是各种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公使被戕的谣言推动了各国向中国派遣联军的行为；清廷存亡的谣言使各省督抚人心惶惶，几欲自立。谣言丛生是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的直接表现，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电报信息联系的中断。由于难以进行有效的电报联系，各国政府无法快速掌握驻京公使的情况，南方督抚也无法掌握清廷的最新动向，电报通讯的中断增大了信息交流双方的猜疑与焦虑，进而加剧了庚子时期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