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要百花齐放，才能星光灿烂；学术要百家争鸣，才能繁荣昌盛。对于世界近代史这门学科的研究也应如此。建国以来，世界近代史始终是大学历史系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但它的体系基本上是几十年一贯制，没有多大的变化，人们感觉它过于陈旧了，而且在有些人看来，它又是舶来品，需要改革了。对此我也有同感。最近喜读武汉大学教授夏诚同志的大著《近代世界整体观》（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颇受教益。但我认为，夏诚同志在书中对国内出版的三部世界近代史教材的批评，即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刘祚昌、光仁洪、韩承文主编的《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是值得商讨的。
    夏诚同志提出，周、吴本《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基本上是“全盘苏化”的产物，后两部教材概貌依然。初看这种批评似乎无可非议，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50年代初期，在世界近代史这门学科的建设中向苏联学习，这是事实。但是在1960年我们国内组织编写《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时情况有所不同了。第一，1949年我们国家提出“一边倒”，向苏联学习，可是到1960年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在当时大家是清楚的。第二，当时能够作为参考的苏联的《近代史》教材书并不多，只有两三本苏联学者的讲稿，苏联本《世界通史》第五、六、七卷刚刚出版，还没有翻译出来；第三，当时从主编到编者在讨论中都一致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近代史教材，应该具有中国的特点。只要把周、吴本《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同苏联学者的讲稿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这里无需多费笔墨。至于80年代出版的两本世界近代史教材，就更谈不到“全盘苏化”了。
    夏诚同志提出，这三本教材“全盘苏化”的根据主要是这三部教材对“什么是世界近代史”的解释都是苏联著作的传统看法，都是沿用苏联著作的表述，从整体上没有新意。的确，三部教材都把世界近代史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阶段的历史，即资本主义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日本取得胜利、确立和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尽管三部教材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这种提法是否是“全盘苏化”？这主要看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把世界近代史解释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这是世界近代史研究的一次飞跃，因为它对世界近代史进行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因此，这就不是什么“全盘苏化”的问题了。据我看来，三部教材对世界近代史的解释同夏诚同志的理解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不知夏诚同志是否同意我这个意见？
    夏诚同志认为，以前编写的三部世界近代史都是国别史的机械凑合。这种批评表面看是对的，实质上并非如此。事实上，世界上这么多国家和地区，想把它们机械凑合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在编写世界史时，如何处理国别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阿克顿勋爵在编写《剑桥近代史》时曾提出主线和非主线的处理方法。据我理解，我们编写历史，不论是编中国史还是编世界史，都基本上应该按时间顺序，写出反映这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原因结果，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前编写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叙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事件，从而显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过程。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事件，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这一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它既是各国国内的革命，又是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它是有机的整体，而不是机械的凑合，更不是一条麻袋里的土豆，各目孤立。
    夏诚同志提出用普遍联系法来编写世界近代史。但据我看，根据普遍联系法编出的教材，有其优点，但也有弱点。我拜读过武汉大学等院校编写的《从分散到统一的世界史（近代分册）》（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这本书同前三部教材相较确有优点。它对世界近代史的全貌、横的联系写得全面、清晰，但不客气地说也有弱点。依我看，弱点主要是两个：一是割裂了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二是学习接受比较困难。例如，该书第二章：欧洲大陆的激烈动荡，写17—18世纪欧洲大陆法、德、俄三国和几次战争。以前的教材是分国别写，这本书是综合写。这种综合写法我读起来有三个困难。第一，这时期三个国家的重大事件，如路易十四的统治和柯尔伯的重商主义政策、彼得一世改革和腓特烈二世的开明专制都是分国别写的，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背景却是综合写的，分别写在“手工工场的繁荣”，“封建制度的反动和人民斗争的增强”，“启蒙思想”项下。这样要想了解每一事件的历史背景，要到三个项目里去“抽查”。第二，由于这种综合写法，就很难写出各国的特点。同样是手工工场的发展，为什么在法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德国和俄国却是农奴制的再版或加强。第三，颠倒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以俄国为例，彼得一世时代的阿斯特拉罕起义和布拉文起义，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的普加乔夫起义都写到彼得改革的背景里去。这样既颠倒了时间顺序，又使它们脱离了产生的社会条件，无法探讨这些人民斗争的根源。夏诚同志最提倡1871—1917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写。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还是分国写，而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却综合写到第二国际的背景里去。这样，这八个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国家，就变成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天堂”了。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脱离了本国的具体环境，都变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我这样说既不是否定这本书的优点，也无意打击该书主编和编者改革世界近代史体系的积极性，相反我诚心地说要向他们学习，我这里只是说不同体系的写法各有优缺点，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哪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的，哪本书不是。
    近年来国内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讨论是件大好事，它一定会推动世界近代史这门学科的繁荣。过去的三部教材以及过去和当前出版的类似的教材大体是一种体系，夏诚同志提出的则是一种新的体系。两种教材是不同体例，不同风格，不同层次的教材。《从分散到统一的世界史（近代分册）》编者话说：“这是一部专著性教材。它在摄取了一般教材所能提供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试图对世界历史进行某些考察。”我很同意这个意见，读了前三部教材，有了世界近代史的基本知识，再读《从分散到统一的世界史》，一定会对世界近代史的全貌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就会更上一层楼，去放眼世界！我希望两种体系的世界近代史并存，还希望有更多的新体系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