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体制把原德国首都分成四个占领区。从1948年6月西德实行货币改革以来，柏林也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经济、政治实体。柏林地位问题成为东西方最有争议的问题，柏林成为战后初期美苏进行冷战最激烈的地方。西德为捍卫自身利益，向苏联提出柏林问题的解决与莫斯科条约的批准挂钩起来的建议，得到苏联的响应。1971年9月苏美英法签订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苏联不再坚持西柏林是东德的一部分，或者一个“独立的特殊的政治单位”，承认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联系可以维持，从实质上规定了西德和西方在西柏林存在的合法性。四国柏林协定的签署和生效，为德苏关系的新发展和双方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排除了又一个障碍。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苏政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6月-1974年4月勃兰特辞职。在这一阶段里，勃兰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同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保等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欧安会和维也纳裁军谈判等多边会谈中推动德苏关系和欧洲缓和进程的发展。
    随着德苏关系的发展，在苏联的压力下，东德同西德的关系也开始解冻，1972年两个德国正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谈判，并于年底正式签署了“两德基础条约”，1973年9月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2月西德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双边关系条约”。随后西德同匈、保也分别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召开欧安会的条件成熟。1973年初，包括美、加和33个欧洲国家的外长在芬兰开始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与此同时，来自华约和北约19国的专家在维也纳就共同均衡裁军问题的谈判也取得一点成果。正如西德一位国际关系学者所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政策和新东方政策的双边阶段，是进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维也纳裁军谈判等多边阶段的必要阶段和前提条件。”（11）
    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的三个阶段虽有侧重，但它们之间是彼此联系，环环相扣的。纵观其演变过程，不难看出它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对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以西方联盟为前提的。勃兰特多次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者，而是在巩固同西方的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它的东方政策。大西洋联盟和西欧伙伴关系是我们同东方取得和解成果的根本前提”；“我们的政策得到我们西方伙伴的支持和同情”。（12）理所当然也是西方共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对苏缓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追求双重的目标：缓和与德国统一。在勃兰特和德国社民党看来，单独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办法是不存在的，德国统一的步伐，既取决于德意志人民的未来意愿，也取决于东西方关系的普遍改善和欧洲各个部分未来的发展。因此联邦宪法要求我们实现民族统一，也要求我们为欧洲负起责任。可以这么认为，欧洲局势的缓和是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的直接的和预期的目标，民族统一则是社民党对苏政策和西德整个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这个最终目的只有在欧洲缓和的进程中才有可能实现。如同勃兰特1973年在议会辩论时所言，社民党对苏政策和莫斯科条约的签署，“终于打开了达到欧洲和平状况的道路，在和平状态下德国问题才能够依据自决原则得到公正、永久性的解决”。（13）
    三、对苏政策产生的影响
    勃兰特执政的近五年时间，是德国社民党对苏东和解政策的“集中实施的阶段”。（14）对苏政策的实行，在当时国际上和德国国内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对苏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德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
    由于莫斯科条约和四国柏林协定的签署和批准，欧安会在裁军、安全和信任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德苏关系自1970年夏以来得到了相当不错的发展。两国争吵减少了，政治接触的层次和内容更高、更广泛了。两国政府、政党和议会、工业界的领导人和各种代表团的频繁互访，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和了解。德苏间发展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科技合作、司法互助和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协定的签订，使两国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3年，西德向苏联贷款达59亿马克，比同期美英给苏联的贷款总额还要多，从1972年起，西德就超过日英成为苏联在西方的最大贸易伙伴。
    德苏关系的改善，是西德同东欧发展关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苏联的同意或默许，东欧不可能同西德改善关系。正是在德苏关系改善的同时，西德同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才得以全面建立和恢复，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76年，东欧和苏联在西德贸易中已升到第四位，比德国同美国的贸易额还要多。（15）这为东西方关系缓和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更加重要的是，社民党对苏缓和政策的实行，使四国柏林协定得以尽快签署，从而使柏林“作为东西方冲突的焦点和欧洲心脏地区严重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的局势得到了缓和，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合作和国际形势的缓和。正是由于勃兰特“为欧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欧洲和平事业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6）为此，挪威议会授予勃兰特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勃兰特评选为1971年新闻人物，以表彰他为缓和二战后欧洲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其次，德国社民党的对苏政策，对德国自身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以勃兰特为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上台主政时，西德经济奇迹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西德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失业人数剧增。为了度过经济难关，勃兰特政府在经济、财政、税收、教育、法律、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和富有成效的改革。这些都是同对苏缓和政策创造的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