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年，面临攘外与安内两难选择的局面。崇祯对此举棋不定，对“必安内方可攘外”方针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没有下决心去实施，结果导致了明的灭亡。
    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鉴于内忧与外患的同时困扰，几乎都要面对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自从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号以来，攘外必先安内似乎成了普遍的共识。南宋的著名思想家朱熹，就提出过必内修政事方可外攘夷狄的论点[①a]；明代的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在阐述其治国方略时，针对“固邦本”问题，明确提出“欲攘外者必先安内”[②a]。崇祯朝的兵部尚书杨嗣昌，面对中原的农民起义与关外的满洲铁骑，向崇祯帝（即明思宗）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③a]。这其实是无可非议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治明史者无奈地讳莫如深。笔者在撰写《崇祯传》时[④a]，对此曾作深入的辨析，本着秉笔直书的古训，略述己见如下。
    一、“必安内方可攘外”
    崇祯帝即位以来，时运不济，内忧与外患始终困扰着他，令他伤透脑筋。崇祯八年十月为凤阳陵寝遭农民军焚毁而颁发的罪己诏中，他沉痛地反思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归结为“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虏乃三入，寇则七年”[⑤a]。
    正当他下令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之时，崇祯九年六月底北方的满洲铁骑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京师宣布戒严，兵部紧急征调各路勤王兵入援京师。正在郧西征战的卢象升接到调令，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身份，出任宣大总督，由安内转向攘外。
    这次满洲武装突破长城关隘直逼京师，着实令崇祯帝吃惊不小，自从己巳之变以后，东北边防较为平静，不料竟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京城脚下。京师一戒严，各路勤王兵奉调赶来，关宁劲旅又重新回到边防重镇。一场虚惊过后，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环顾廷臣无一人通晓军事可堪中枢之任，便想起前任宣大总督现正丁忧在家的杨嗣昌。
    杨嗣昌接到皇上夺情起复的圣旨抵京赴任，侃侃而谈，才辩阔达，大异乎前此大臣那种质木卑微者流，崇祯帝视为能臣，每次召对都大大超过规定时间，激动得拍案叫绝，叹道：“恨用卿晚！”[⑥a]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接连不断地向皇上陈述他的治国方略，集中起来便是摆脱内外交困的三大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①b]。这三点可以说是他的一个施政纲领，以后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建议，都围绕着这个纲领而展开。
    关于“必安内方可攘外”，其实是最为关键的决策。这虽然是一个传统话题，不过在当时却有着现实意义，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满洲武装两次南下所构成的外患，与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两者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在战略决策时无法回避的大事。在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看来，必须先解决内忧才能排除外患。早在一年之前，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就向皇上提出六大当务之急，其中之一便是“灭奴先灭寇”--“为今之计，必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②b]。与此相比，杨嗣昌的分析显得更为深思熟虑而且颇有深度，他从皇上破格起用他为兵部尚书的谕旨中提及“安边荡寇”四字谈起，表示了不同见解：皇上似乎以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以为必安内方可攘外。窃以为天下大势譬如人身，京师是头脑，宣大蓟辽等边镇是肩臂，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现在的形势是，边境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缓图，而深者更不可忽视。现在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危急。所以臣说必安内方可攘外，并非缓言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③b]。
    如果人们不带偏见、成见，设身处地从明王朝的视角观察时局，那么杨嗣昌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实在是当时唯一可取的战略方针。
    为此杨嗣昌制订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方案，要确保这一方案，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与军饷，因而提议增兵十二万、增饷（银）二百八十万两。自从万历四十六年明朝与后金战事爆发，开征“辽饷”二百万两以来，万历四十七年又加派辽饷四百万两，万历四十八年加派辽饷五百万两，崇祯三年加派辽饷六百六十万两，对于辽东战事仍有杯水车薪之感。随着内战的大规模展开，军饷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崇祯帝多次专门召对群臣寻求良策，没有一个大臣敢于提议在辽饷之外加派用于内战的军饷，只有杨嗣昌敢于从“安内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征军饷，因为它用于剿灭“流寇”，故而称为“剿饷”[④b]。
    对于杨嗣昌的剿饷加派，明朝灭亡后不少遗老遗少都予以严厉的谴责，斥为导致明亡的罪魁祸首。彭孙贻甚至说“嗣昌憸夫哉，一言而亡国”[⑤b]，显得过于偏激。其实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舍此别无他法，正如邹漪所说：“至以加派殃民为武陵（指杨嗣昌）罪，则剿寇需兵，用兵需饷，前督师卢象升已建议请行矣，后之君子未尝设身处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为定论也”[⑥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