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遍及都会，而吴阊为盛。”[1]自明代后期以来，苏州兴起了众多的会馆。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统计，仅苏州附郭的吴、长、元三县境内，明清时期的会馆就有40个。吕作燮先生《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一文，收录有苏州的会馆49所。笔者最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又发现有12个被遗漏的会馆，它们是：关东会馆、人参会馆、药王会馆、浙嘉会馆、震泽会馆、中州会馆、上海会馆、鸭蛋会馆、白石会馆、广东会馆、浙江会馆和武林会馆，从而使已知的苏州会馆总数达到61个，称公所者尚不在其列。此外，苏州地区其它城镇的会馆数量也很可观，仅吴江县盛泽一镇，先后建立的会馆就有7个之多。
    苏州会馆的数量、规模在全国都名列前茅。那么，苏州众多会馆兴起的目的、条件和背景究竟如何呢？本文拟据现有资料，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抛砖引玉。
    会馆的设置当源于北京。目前已知的最早会馆，应属明代永乐年间安徽芜湖人，工部主事俞谟在北京捐建的芜湖会馆。[2]创建会馆的最初用意，据当时人称，是为在京仕宦、应朝官员、游历士绅及应试举子提供居停的场所。[3]北京是首都所在，政府机构众多，官员数量庞大，加上各地到北京觐见的官员、游历的士绅及赴试的举子，数量就更为可观。为这些仕绅提供初至居停场所的会馆源于北京，正是北京首都地位的客观需要。也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北京的绝大部分会馆，都是由仕宦所建，其目的是为仕宦服务的。[4]故这一类型的会馆可称为仕宦会馆。
    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经济交流日益扩大，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因而在一些工商业比较繁荣的城镇，出现了不少以工商业者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会馆。“历观大江以南之会馆，鳞次栉比，是惟国家休养生息之泽久而弥厚，放商贾辐凑，物产丰盈，因以毕集于斯也。”[5]这些地区绝大部分会馆建立的目的是“通商易贿，计有无，权损益，征贵征贱，讲求三之五之之术。”[6]其性质主要是为工商业服务的，因此可称为工商会馆。苏州是当时工商业最发达，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它“地不能方二百里，而财赋当天下少半，郡城繁华，四方商旅辐辏，过者啧啧羡富饶。”[7]苏州会馆的蓬勃兴起，正是明清苏州在全国所居经济地位最真实的反映。在苏州的61个会馆中，创建人可考的有60个，其中工商会馆有56个，[8]占总数的93%，其工商会馆数量堪称全国第一。
    会馆的设立，意在“迓神麻，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甚盛典也”。[9]具体说来，会馆的建立大致有以下几个目的：
    一是联络乡情，团结同乡。“□来商贾辐辏之地，必有会馆，所以萃其涣而联其情，非作无益者比。”[10]建立会馆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观念。如金华人称，虽然“苏之与婺（指金华--笔者），同处大江以南，而地分吴越，未免异乡风土之思。故久羁者，每喜乡人戾止；聿来者，惟望同里为归，亦情所不能已也。”[11]金华与苏州同处风俗、语言相近的吴越地区，尚有离乡背井之感，从其它差异更大的地区来苏的经营者的感受，也就更可想而知了。会馆的建立，使远离家乡的经营者得以聚集有地，“庶几休戚相关，缓急可恃，无去国怀乡之悲，”[12]意义不可谓不大。为联络乡谊，会馆都设有客厅和厨房，以备同乡聚会宴饮之用。绝大多数会馆还建有专门的戏台以及楼亭馆阁、廊榭陂池、花园假山等娱乐和游览、休憩设施，用以改善聚会的环境和气氛。由于各有生计，同乡平时很少齐聚，因而往往借岁时伏腊及圣诞之机汇聚于会馆，“樽酒簋餔，欢呼把臂”，以笃乡情。会馆团结同乡的作用是十会明显的，以致往往有“垂白不相识面者，乃会归此地，不谋而合。”[13]会馆的建立，使同乡可以福美相推，阨乏相翼，无困于独，无败于群，紧紧地凝结成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利益整体。
    二是祀奉本乡本土的神祇或先贤，以求赐福。由于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地居民的信仰也不尽相同，它反映在会馆所尊奉的保护神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上。如江西人建的会馆祀奉许真人，江淮人的会馆奉金龙四大王，福建人的会馆奉天妃，山陕人的会馆奉关帝，安徽人的会馆奉朱熹等等。明清时期，对保护神的崇拜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外出经营者，经常遇到各种困难、疾病甚至灾祸，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往往不能克服，因而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祭祀的途径来得到神的庇护，以消灾免祸。正因如此，有些会馆往往是先由同乡集资修建祠庙，然后才逐步扩建成为会馆的，并且会馆常常以祠庙相称。如江西会馆称万寿宫、江淮会馆称金龙四大王庙，福建会馆称天后宫等。苏州的各地会馆，最主要的建筑无一例外皆为神殿。人们朔望香火，岁时报赛惟虔，希望因此“则神听和平，隆福孔皆，数千里水陆平安，生意川流不息。”[14]
    三是为同乡士商提供居停和贮货的场所。历来“凡弹冠捧檄，贸迁有无而来者，类皆设会馆，以为停骖地。”[15]会馆的最初用意就是用来供往来同乡居停的。如光绪时的两广会馆，是因为士商往来于苏州，无处寄身，因此才兴建的。其目的是希望“自今以往，乡人至者，上栋下宇，得有所托。”[16]会馆一般都建有居室，以供同乡临时居住。此外，有的会馆还兼有贮存货物的功能。如杭州绸商于乾隆二十三年兴建的钱江会馆，目的是使“吾乡人之至者，得以捆载而来，僦货无所费，不畏寇盗，亦不患燥湿。”[17]乾隆四十年，苏州官员刘某借“为贮货公所”的钱江会馆居住，占用房间30多间，迫使商人只能把货物搬出。为此众商呈词地方，要求勒石永禁官员占用会馆的行为。[18]会馆的这一作用，略同于旅邸，区别在于旅邸计日取值而会馆僦赁无所费而已。
    四是兴办有利于同乡的各种善举。对遭遇困难的同乡提供帮助，是会馆团结同乡、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因而相当多的会馆都兴办各种善举。如对老弱失业者提供救济，对伤残病痛者给予医疗，对客死异乡者供给殡舍，对无力归葬者代为掩埋等等。有的更设立义塾，以提供子弟教育机会，或兴建义渡、码头，方便经营者的运输往来。陕西会馆的普善堂、东越会馆的公善堂、新安会馆的积功堂、湖南会馆的泽仁堂等都是为同乡提供各种慈善服务的机构。不仅如此，一些会馆本身就是先襄义举，而后创建会馆的。如常熟的宁绍会馆，先在乾隆三十年设立了义瘗所，随后又增建丙舍，到乾隆五十七年，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会馆。此后，又于同治间设女殡所，民国时更建疗养院，[19]公益事业可谓十分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