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会馆的建立，还必须依赖于深厚的同乡观念的形成为条件。会馆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地域性为基础上。同乡观念很早就已经产生，它来源于受历史上传统行政区划影响而形成的地域观念，并受到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41]在明清时期的工商业活动中，同乡观念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域的工商业者所形成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帮和行帮上。在苏州，钱庄多由山西人，贩木业多由徽州人，腌腊业多由苏北人，蜡烛业多由绍兴人，红纸业多由句容人，剃头业多由镇江人，锡箔业多由杭州人、铜锡业多由江宁人，土烟业多由宁国人，贩猪业多由常州人，洋烟业多由嘉应人经营。这些地域性质的行帮都建立了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的公所。明清时期，一地商人和手工业者大都主要从事几种行业。在苏州，徽州人主人从事布、绸、茶、木、米等业，福建人主要从事绸、布、米、纸、烟、花、果等业，浙江人主人从事绸、线、茶、煤、烛、染等业，金陵人主要从事绸、丝、冶、踹、革等业。[42]各地会馆的建立，其主要捐助人往往是本地几种主要行业的经营者。如道光十年重修三山会馆，捐助人主要就是洋、干果、青果、丝、花、紫竹等六种行业的经营者。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经营者往往“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43]从而使同乡经营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同乡经营者树立行业优势，减少经营风险，并且更容易结成利益整体，通过地域纽带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谋求在经营活动中以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各地工商业者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公所。康熙年间，枫桥的洞庭西山贩米商日以百数，由于不堪牙行的盘剥而联合起来建立了洞庭会馆，取代了牙行的作用，[44]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清时期，经营活动中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促进了深厚同乡观念的形成，在异地经营的同乡，“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人情可谓聚矣。”[45]经营中形成的牢固的地域集团，必须要有固定的机构来维持才能长久，故各地兴建会馆时，同乡经营者都踊跃捐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借助会馆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总之，苏州会馆的兴起决不是某些人一念之间的产物，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是直接与苏州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物之所聚，利赖无穷，四方咸趋焉。”[46]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工商会馆的数量远远超过其它地区，正是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它地区的客观标志。
    注释：
    [1][5][6][9][11][13][14][15][16][17][18][20][21][22][23][34][41][45][46]见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370、24、340、366、367、351、389、24、24、25、387、217、369、351、351、351、351、446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2]参见民国《芜湖县志》卷13，《会馆》；卷48，《宦绩》。
    [3]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会馆》；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嵇山会馆唐大士像》。
    [4]参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两文。
    [7]魏校《庄渠遗书》卷8，《谱牒》。
    [8]限于篇幅，有关61个会馆的详细情况不再一一列出，请读者见谅。
    [10][12][19]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25、325、37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以上行业根据以下资料统计：《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吴门表隐》、《桐桥倚棹录》、《清嘉录》、民国《吴县志》。
    [25]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26]曹自守《吴县城图说》，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五册，《苏下》。
    [27]光绪《苏州府志》卷2，《形势》。
    [28]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7，《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
    [29]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
    [30]《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雍正朱批谕旨》，雍正8年7月25日李卫奏。
    [3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33]沈寓《治苏》，载《皇朝经世文编》卷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