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商议经营事谊，处理经营纠纷。“窃会馆为合郡士商理论之所，遇有争端，酌处劝息。设恃蛮不遵，有关风化之事，自应公同禀究。”[20]同治三年，苏州烟商以烟业公所为名，向以宁国烟商为主体的徽帮烟商勒派钱文。在这种情况下，宣州会馆就出面要求官方禁止这一行为并蒙准出示晓谕。光绪十年，又有不少同乡失业人员向宁国商人开设的店铺游食勒索，也是由宣州会馆出面呈请官方晓谕示禁的。工商业者在经营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一些经济纠纷，因此一些地域性行业会馆的建立，本身就带有处理纠纷的意图。如道光时，苏州城乡浙江绍兴人开张的烛铺共有100余家，他们建立东越会馆的目的，主要就是“为同业公定时价，毋许私加私扣。如遇不公不正等事，邀集董司诣会馆整理，议立条规，借以约束”。[21]
    综上所述，兴建会馆的具体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是基于上述某一个或某几个目的而建立会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工商业服务的。提供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其目的是要以同乡的集体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兴建祠庙，祀奉神祇，意在“以事神而洽人”，借助共同崇拜的偶像来维系和增进同乡的感情，并祈望获得神佑，取得生意上的成功。“然而钱贝喧阗，市廛之经营，不无参差，而奸宄侵渔之术，或乘间而抵隙。此非权量于广众稠集之候，运输于物我两忘之情，相以道，相尚以谊，不可也。会馆之设，义亦大矣哉。”[22]团结同乡的目的，正是出于在经营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至于兴办义举，提供居住和贮货场所以及商议经营事谊，更是直接为工商业者服务的。归根结蒂，苏州会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工商业经营的客观需要。以时人的话说，就是“惟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亦聚，此不易之理也。”[23]
    明清苏州会馆的兴盛，首先是和苏州发达的工商业密不可分的。明清时期，苏州专业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种类不断扩大。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苏州城的手工行业就有丝织业、丝经业、刺绣业、织布业、染布业、踹布业、金线业、张金业、金银丝抽拔业、包金业、冶金业、钢锯业、锡器业、铜器业、翻砂业、打铁业、剪刀业、白铁业、化铜业、造纸业、印刷业、染纸业、蜡笺业、刻字业、成衣业、硝皮业、寿衣业、牛皮业、缏绳业、制帽业、弹花业、绒业、戏衣业、贡带业、制鞋业、蜡烛业、水木作业、漆作业、石作业、红木巧木业、红木梳妆业、织席业、眼镜业、玉器业、竹筷业、扇面叶、扇骨业、制枕业、制香业、盆桶业、制茶业、香粉业、裱画业、烟器业、烟袋业、冥器业、制药业、钟表业等60余个。[24]一大批手工业市镇也脱颖而出，如盛泽的丝织业、娄塘的棉织业、浒墅的织席业、唯亭的染色业、梅李的藤器业、木渎的刺绣业、庉村的冶铁业、横金的酿酒业、新郭的榨油业、陆墓的制砖业等都名称一时。苏州手工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手工业产品名冠天下，形成了“四方重吴服”、“四方贵吴器”[25]的风气。
    在苏州手工业繁荣的同时，苏州商业也迅猛发展，促进了苏州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明末时人曹自守曾描述到：“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闾阛之间，望如绣绵。”[26]苏州地理位置优越，它“地形四达，水陆交通，浮江达淮，倚湖控海，”交通运输十分便利，因此“转输供亿，天下资其功力。”[27]全国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互易有无，再由各地商人转输、分流到周边地区。康熙时，福建人蔡世远称：“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28]枫桥已成为江南米的转输中心。因此洞庭东、西山在枫桥从事转运业的米商，就曾于康熙年间设立了洞庭会馆。此外，苏州还成为其它大宗货物的主要集散地。纳兰常安说：“凡自四远贩运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绮，于苏大备。”[29]尽管杭州饶蚕桑之利，但丝绸的集散地，却在苏州而不在杭州。也正因如此，杭州绸商才在乾隆二十三年设钱江会馆于苏州，贩运大批绸缎来苏经营批发业务。明末清初，国内棉布贸易的中心也由松江转移到苏州。顺治初，松江的布店就声称：“布店在松，发卖在苏。”[30]雍正八年，浙江总督李卫奏称：“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蓝布匹，俱在此地兑买。”[31]乾隆年间的新安会馆，就是主要由徽州布商所建的。除大宗货物外，苏州其它商品也极为丰富。清代前期，苏州已成为闻名天下的“四聚”之一，[32]所谓“市廛鳞列，商品麕集，集中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产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33]苏州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前来贸易，苏州会馆的兴盛，正是苏州商业繁荣的写照。
    总之，从明代后期起，苏州已成为东南乃至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正因苏州“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所得，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34]
    其次，苏州会馆的兴盛，是以苏州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为基础的。明清时期，苏州“四方商人辐辏其地，而蜀舻越舵，昼夜上下于门”，[35]“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36]可见苏州外地行商坐贾的人数之多。吴中才子唐寅诗曰：“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各地商人在苏州从事贸易的繁忙情景。会馆的建立，只有当在苏经营的同乡达到一定数量，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明代归有光《震川文集》形容在苏州经营的安徽人，“贩脂、盐、茶、木材……，居于吴者数十年累巨万。”入清以后，安徽宁国商人鉴于“乡人既多，不可无公馆以为汇集之所，”[37]因此建立了宛陵会馆。此外，安徽人还先后建立了大兴会馆、徽郡会馆、新安会馆、宣州会馆等工商会馆。由于会馆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其修建费用也相当可观，故同乡人数如达不到一定数量，就难以筹措这笔巨大的开支。康熙五十七年修建汀州会馆时，共筹集白银3万多两，如果不是当时汀州在苏经营者“不下数千百人”，[38]会馆的修建是难以想象的。就一般而论，在苏州从事工商业经营人数较少的地区，往往没有会馆，即便有会馆，也往往是以一省或几省为单位建立的，如关东会馆、陕甘会馆等；经营人数众多的地区，其会馆数量也较多，并且往往以一府、一县为单位，建立会馆。明清时期，广东、福建由于航海交通便利，浙江、安徽因为路途最近，而这几省的经商风气又普遍浓厚，故在苏州从事经营的人数非常多，远远超过其它地区，反映在所建立的会馆数量上也是如此。在苏州的工商会馆中，广东省有9个，其中府、县馆有6个；福建有8个，全部为府、县馆；浙江有11个，其中府、县馆有9个；安徽有5个，全部为府、县馆。会馆的设立与同乡人数之间的关系，从福建诸会馆的兴起中反映得最为清楚。明代时，福建仅有一个会馆性质的天妃宫，作为福建商人祭祀的场所，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福建商人纷纷浮海而来，在苏州经营的商人数量急剧增加。“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有余人。”[39]康熙三十六年，福州仕商率先扩建天妃宫，使之成为本府的三山会馆。随后各府也纷纷自行分建会馆，到雍正十一年止，又建立了漳州、泉州、邵武、汀州、兴安、延建等6个会馆。明清时期，苏州“闽商洋贾、燕齐楚秦晋货之所聚，则杂处阛者，半行旅也。”[40]由于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因此兴起了众多的会馆以为汇聚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