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为史学界一致公认和称道的时代，这就是著名的“康乾盛世”。实际上，与“康乾盛世”同时，还并存着一个“乾嘉盛世”的说法。这说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清朝“盛世”的起迄年代，它所达到的规模，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历史价值，史学家们对此还没有一个完整和较一致的看法，因此颇值得深入研究。
    无论是“康乾盛世”，还是“乾嘉盛世”，既非囊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始终，也非囊括乾隆、嘉庆二朝的始终。康熙继位初期，清廷虽然消灭了南明政权和以农民军为主的抗清势力，但政治上并没有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南方的云南、广东、福建有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割据势力，西北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东北边境有沙皇俄国的侵略和骚扰，东南沿海和台湾有郑成功后代的分裂割据势力；经济上，由于明末清初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及清军入关前后疯狂的烧杀抢掠，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全国到处是一片凋敝景象，诚如清初思想家吕留良所说：“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注：蒋良骐：《东华录》卷三十。）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清除了以权臣鳌拜为首的守旧势力，掌握了朝政大权。此后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多尔衮、顺治当政时期的一些政策，并集中全力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和统一台湾，击败沙俄侵略，又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并粉碎了其分裂祖国的阴谋。这些胜利，标志着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已趋稳固。康熙帝在进行政治统一、加强专制皇权的同时，尊孔崇儒，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奖励垦荒；根治黄河，康熙十六年，康熙帝在平三藩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河患，经过数年的努力，至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即几乎与收复台湾的同时，黄河“得归故道”（注：《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己亥。），各项治河大工程基本告竣。这对于清初统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康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的物质基础。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清史专家许曾重先生下述看法的正确性，即“康乾盛世的开端应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而不是玄烨（按即康熙帝）即位或亲政之时”（注：《论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康熙帝确实是康乾盛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根据康乾盛世发展的过程和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盛世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清朝由乱入治，始成盛世时期（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四十七年）。
    二、盛世由停滞走向发展时期（康熙四十七年--乾隆十六年）。
    三、盛世达到顶峰时期（乾隆十六年--乾隆六十年）。
    四、盛世由盛转衰时期（乾隆六十年--嘉庆十八年）。
    这样，康乾盛世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 ）开其端， 至嘉庆十八年1813）终其止，前后历经140年之久。以下， 分阶段叙述康乾盛世的发展历程。
    一、清朝由乱入治，始成盛世时期（康熙二十三年--四十七年，即1684-1708年）。
    统一边疆是康乾盛世的一个中心问题。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四年和三十六年三次亲征以噶尔丹为代表的准噶尔蒙古统治集团，噶尔丹最后兵败自杀，清朝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这就为雍正、乾隆时期最后统一中国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及奠定中国的辽阔疆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与统一边疆密切相关的是，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年于原属蒙古喀喇沁、敖汉和翁牛特诸旗牧地设置木兰围场，定期举行木兰秋獮之典；自康熙四十一年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外八庙等。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因以寓怀远之略”（注：乾隆《热河志》卷四十五，《围场》。），即以此协调满蒙民族关系，促进民族的融和与合作。
    吏治，一向被视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立即着手整顿吏治。他指出：“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清。臣子服官，首以奉公杜弊。”（注：《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康熙十九年五月癸卯。）为此，把惩贪奖廉作为整顿吏治的一项主要内容。康熙帝通过“京察”和“大计”，惩办了多批贪官污吏。与此同时，他又大张旗鼓地表彰清正廉洁的官吏，直隶巡抚于成龙被称誉为“当今清官第一”（注：《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60页。），作为各级官吏学习的楷模。在康熙帝的奖掖和扶持下，清官廉吏不断涌现于世。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末清初吏治败坏、贪风日盛的局面，官场的政治在康熙中期得以清明，为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