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化工部光明化工研究所联合举办的1991年度日本近代史学术讨论会1991年10月6-10日在中国煤矿工人大连疗养院举行。讨论会共有两大主题：（一）日本近代化问题，包括思想意识的近代化、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文化的近代化等等；（二）中日两国对日本近代史研究方法的异同比较。来自全国9 个省市十几个单位的近30名日本史专家及青年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首先就“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范畴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一致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近代化”是资本主义应该承担的课题，而“现代化”才是社会主义应该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维新后日本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只能属“近代化范畴”。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制度上远未达到近代化所要求的议会、民主制的条件，但在经济、教育等方面，却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已经跃入了现代化行列，可是，由于其大多脱胎于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虽努力发展，但离发达的工业社会尚有相当的距离，这又留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近代化”问题。因此，纵观今日世界，这两种“化”的矛盾冲突现象非常严重。大连外院的张传杰副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注重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并行发展。从历史上看，英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是在1649年的“光荣革命”，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则必须推迟到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即资产阶级经济革命的成功。由此可见，一个制度的最后胜利，取决于这个制度经济上的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应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成功的经验，努力进行经济革命，以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强国。
    南开大学的武安隆教授作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周期性”的专题报告。他认为，日本是一个长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其吸收外来文化的漫长过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周期性。从总体上看，可分为“热情吸收期”和“冷漠抵触期”两个相互交叉、重复出现的阶段。在“热情吸收期”，日本人对异国文化兴趣极浓，对外来文化一并吸收，不仅吸收“洋才”，甚至吸收“洋魂”，同时极力贬低自己的文化。等这个时期一过，则出现一个“冷漠抵触期”，具体表现为日本人对异国文化的热情逐渐消退，并起而强调自己的传统，加强对摄入的外来文化的重新选择。紧接这一“冷漠抵触期”之后的，便是新的一次“热情吸收期”。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正是遵循“热情吸收--冷漠抵触--热情吸收”这一规律向前发展的。这一规律自公元600年执政的圣德太子向中国派出遣隋使起开始循环。但总的来说，日本古代“热情吸收期”和“冷漠抵触期”的相互交替的周期较长，自600年至1853 年开国时止，这种交替只出现过两轮。到了近现代，交替周期大为缩短，一般20年便可完成一次。自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共出现了三次“热情吸收期”和两次“冷漠抵触期”。这说明日本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愈演愈烈。
    吉林大学的汪淼教授作了题为“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的专题发言，认为，所谓日本的“近代”，是指从明治维新到战败投降这么一个时期。在这8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社会制度一直未变，但作为具体统治形式的政治体制却几经改变，它们可被归结为三种形式：1.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2.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3.法西斯体制。在这三种形式之间还有若干过渡形式。他指出，王政复古后建立起来的“三职政权”，是“文武合一”的联合式松散政权。这一政权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权。它没有统一意志，也没有很大的效力。因此，此时日本尚未进入近代政治的体制，只是一种过渡性政权。岩仓使团的出访标志着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开始形成。从此，日本近代政治体制进入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包括两个阶段：从岩仓使团出访至行宪，是资产阶级改革阶段，也就是建国阶段。从行宪至1900年政友会的建立，是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1900年政友会的建立，标志着日本超然主义政治的破产，从此日本近代政治体制进入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也分两个阶段：从“桂--西体制”到原内阁的成立是第一阶段，是元老政治向议会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从原内阁到1932年斋藤内阁成立是第二阶段，是向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阶段。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标志着日本近代政治体制进入第三个时期即法西斯专制时期。到1940年大政翼赞体制形成，日本的法西斯体制最后确立。
    会上，其他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北京师大的韩文娟副教授在谈到大久保利通的社会改革论时认为，日本不同于西方，在改革前并没有大批成熟的改革家在呐喊呼吁，但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日本改革家的最大特点是务实，即从日本国情出发，尊重日本习惯，把西方的经验与日本的实情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北京大学的宋成有副教授认为，日本近代化有两大特点：1.始终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义名分论，也就是忠君爱国。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战后。2.武士阶级在近代化中担当了主要角色。在明治时期，统治阶级80％以上的人都出身于士族，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如此。他还认为，日本近代政策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明开化”或“西洋化”，而是与“万国对峙”或与“万国并立”。无论是幕府将军，还是维新志士，均提出“万国对峙（并立）”的理论，天皇也有这样的目标。对于这一目标应分阶段分析。最初阶段是放眼世界，积极赶超，因而具有合理性；而后期则蕴含着侵略的野心，所以就变得反动了。
    本次会议的第二个主题，即“中日两国对日本近代史研究方法的异同比较”，主要采用由在日本从事过科研活动的专家学者介绍情况的方式进行。其中，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汤重南副研究员作了重点解说。他首先指出，进行中日两国近代史研究方法异同的对比，目的在于在比较中找出我们的问题，考察出我国研究的不足，进而制定对策，使我们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接着，他作了详细介绍。他指出，中国和日本在日本近现代研究中的共同点是，双方都是在进行历史规律的考察。从大的体系上看，无论是日本战前的“讲座派”，还是战后的“新讲座派”，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同时，日本史学研究在视野和角度上也开始拓宽，从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的研究一直扩展到对整个亚洲和世界近代化的研究。这也是双方研究方法的共同点。但是，与共同点相比，中日两国研究方法的不同点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在：1.日本“历史”的概念范围很小，研究对象很少；而中国所说的“历史”则无所不包；2.日本是实证史学，史料第一，尤其重视新史料的开发。日本学者往往认为，一篇文章的真正的价值在于这篇文章有哪怕一则别人未发现过的新史料；而中国是历史哲学，注重历史为现实服务，注重从宏观角度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3.日本研究历史的人很多，不仅仅是学者，一般人也可进行历史研究。他们研究历史往往是从兴趣出发，想把具体问题搞清楚。这也导致了日本史学研究越来越钻牛角尖；而中国史学研究强调功能性，即对社会的贡献，且中国的史学工作者绝大多数是专业学者，他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凭兴趣，而且负有极强的社会使命感；4.中国已把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如系统论）引进历史研究；而日本则对此不够重视，仍然坚持其实证主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