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人们的一种设计，其作用是构造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它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习惯的认可、禁忌、风俗、传统和行为规范以及正式的准则，如宪法、法律和产权。纵观历史，人们创立制度的目的在于创造秩序和在交流中减少不确定性，为经济活动提供刺激结构，从而使制度与其他的经济约束一起决定选择的趋向、生产和交易的成本、经济活动的赢利性以及经济的兴衰。
    为什么要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相互作用关系呢？这可用博弈理论来解释。当博弈重复进行，参加博弈的人熟知他人过去的经历以及参加博弈的人数量较少时，博弈者就会发现与其他人的合作是有利可图的。但现实的经济生活与上述的限定条件恰恰相反，这种情况表明社会必然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界定和实施交换协定方面，以便解决复杂博弈中的协作问题。一系列交换制度就是在这种需求下产生的。
    一、建立制度的目的：捕捉交易中的收益
    人类的经济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村庄内部进行商业交换的时期。这时，生产的专业化是初步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是个体家庭经济的主要特征，密集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约束，基本保证了小规模交换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进行。第二阶段是区域性商业交易时期。这一阶段的进步在于打破了狭隘的社会网络，形成了一系列非人格化的规则，出现了一些集市，扩大了市场规模。但是，交易费用急剧上升，社会缺乏契约实施等经济活动的正式规范，因而需要一种更高级的交换体制。这就是第三阶段，即长远距离的商业交易发展起来并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时期。这时，经济活动呈现下列特点：经济结构出现重大改组，主要是制造业获得长足的发展，交易费用剧增。
    从上述世界经济史的分析可以看出，商业交易能够从低级发展到高级，其原因不在于信息成本的降低、规模经济的发展和契约实施方法的改进，而在于是否出现一种促进交易者掌握的技艺和信息，正是为了捕捉商业交易中的收益，才使制度得以演化。相反，一些原始的交换方式未能演化成生产性的经济制度，其原因在于它们的交易成本高昂，不可能实现赢利。
    二、现代欧洲早期的制度演化
    11-16世纪，长远距离的商业交换活动在欧洲得到了充分发展。伴之而来的，是出现了一些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创新，如组织变革、工具和特定技术的出现以及实施机制的改进。这些创新活动发生在三种成本边际上：
    （1）增加资本流动性的成本边际。 三个因素促成了这种边际上的创新：逃避重利限制法的技术和方法；汇票的产生以及允许汇票转让和贴现的技术及工具的发展；为了对代理人进行控制而使用的精密的会计程序。
    （2）降低信息费用的成本边际。 这种边际上的创新促进了国际交换和规模经济的发展，其实现形式是各类商品价目表的印制和有关重量、测度、经纪人回扣和汇率等信息的指南手册。
    （3）分散风险的成本边际。在当代世界中，保险和资产组合的分散化（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是把不确性转化成风险的两种方法。保险早在长远距离的商业贸易之前就出现了，而资产组合的分散化是商业组织通过多种投资形式减少风险的手段，出现较晚。
    上述特殊的创新和制度性工具是在两种根本性的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演化的：一是与不断增加的交易数额相联系的规模经济；一是在较低成本上实施契约的机制的发展。两个因素相辅相成。当然，在这些创新产生的过程中，国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财政制度的发展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的政策。总之，正是这样一系列的创新活动，铸造了早期欧洲的制度框架和机构建置。
    三、对稳定与变革的比较描述
    在探讨了西欧的制度演化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有待回答，即西欧的制度环境和其他类型的制度框架有何差别？我们首先分析两个与制度相关的重要方面：一是基本的制度框架、随之产生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变革的关系；另一个是经济变革中途径决定（Path dependence）的性质。
    关于第一个方面，三者的关系是这样的：个人和组织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其方向和形式反映了由习俗、宗教戒规和正式规则等构成的基本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商业交易者及组织的创业者为增加其财富会在知识和技巧方面进行投资，但这种行为的作用方式和后果是不同的。有时是在基本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其结果是改进了信息的占有状况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有时则由于出现一些制度创新，从而冲破了原有的交换体系，逐渐导致制度变革活动。至于途径决定的性质，它表明了这样一种制度演化的增量过程：过去的制度体系为组织和创业者提供了机会，从而使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组织在内的体制模型成熟起来，但是这些组织的发展不一定导致提高生产率的活动，这样就使制度的增量演变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途径决定。
    最后，作者对此叙述了英属殖民地和西班牙属殖民地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演进的情况及对交易者提供的不同机会。前者的特点是政治相对稳定，制度框架的演化允许非私人关系的交换活动，因而能够捕捉到现代技术中潜在的经济利益；而后者的特点是，官僚体制的控制和“人格化”的交换关系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再加之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和经济增长的不规律，因而难以发掘制度结构和现代技术中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