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许多世界近代史著作、教材和有关论文中，往往把英国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所确立的君主宪制政体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是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性和局限性的标志，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有关的重要文件和立法被斥为“为资产阶级与新地主的狭隘利益服务，……带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①我认为，上述这些提法存在偏面性，忽略了英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君主立宪制之所以能在英国得到确立并延续至今，与英国的历史传统、民众的心理意识及各历史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变化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政治传统：用立法限制王权
    自从诺曼人征服到1200年，英国王权不断发达起来。然而，这种发达限于英国封建制度特性所要求的各种条件以内。国王与贵族和臣民都受到一种虽不明确但为人共知的约束，即双方相互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由于这种约束的存在，使得历代国王与贵族和诸侯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的关系。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企图越过这种约束，践踏了习惯和惯例，从而打破了国王与臣民之间的平衡，使贵族和诸侯的利益受到伤害和威胁，终于导致1215年贵族、骑士和教士反对国王而联合举行的武装反抗，迫使国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原有的平衡得以首次采用立法的方式加以恢复，王权受到了明确的限制。1295年，爱德华二世正式建立议会。议会是作为一种限制王权的组织而出现，其手段是利用法律来制约王权。13世纪英国法学家布拉克顿说过：“法律使他成为国王”。从此，限制王权的传统以议会形式明确地继承和发展起来了。
    15世纪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机构也日趋健全，它对王权的制约也不断加强。在政治上，通过向国王提交请愿书。议会成立立法的角色。从1500年起，议会开始起草自己的法案。从亨利四世起，每个国王的称号由议会决定。就连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之流的铁腕人物也不得不受制于议会。亨利八世的法令多以议会的名议颁布；伊丽莎白一世在1601年面对议会强烈反对滥授专卖权，而不得不作出让步。这种具有限制王权传统的议会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民众对它“露出尊重与留恋”，而且，就连鼓吹君权神受的詹姆斯一世在议会演说中也表示要依照法律进行统治。更有甚者，1642年，查理一世在向议会宣战时发表的文告中声称：“我的愿望是用已知的本国法律统治国家，……我在上帝鉴临下，郑重而真诚地宣誓，我要维护议会的正当特权和自由。”②经济上，国王更是受议会的制约，平时王室开支全靠国王领地，所以，流行这样一句话：“国王靠自己生活。”从1400～1642年，没有议会的批准，国王要提高税收的企图大都无法实现。为筹款，国王常与议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在17世纪英国革命前，议会与国王之间存在一种平衡，维系平衡的关键在于双方必须顾及对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例如，在宗教改革中，亨利八世将没收来的土地大部分“以开玩笑的价格”卖给了乡绅和商人；而议会则处处用立法手段，使亨利八世的改革措施合法化。然而，如果这种平衡被破坏，势必引起动乱和革命。查理一世与议会的冲突直接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是君主立宪制形成和确立的重要阶段。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扫荡，王权极度衰落，议会成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议会更为名正言顺地通过立法来管理国家，处理国王之间的关系。“不再想继续旅行”的君主们那“统而不治”的现象日益明显。1688年光荣革命后，代表乡绅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任何一个国王。1756年，英王乔治二世哀叹道：“我并不视自己为国王，因为我处在这些恶棍的手心中。”③
    纵观英国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可清楚看到，君主立宪制的形成和确立，与英国社会中存在的限制王权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传统的产物就是议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议会的地位不断上升。而王权却处于下降趋势。议会与王权之间的平衡关系一次次被打破，又一次次在新的基础上得以恢复。而这一新的基础就是议会权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王权的不断受到新的限制。由此可证明，英国君主立宪制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不断演化过程，直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才确立下来，而不是资产阶级一蹴而就的产物。
    民族心理：敬重统而不治的国王
    无论是在中世纪、近代或现代，在英国各阶层的人士，对议会和国王具有一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人人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议会执掌无所不包的权力，这是合于法律的且是在所必须的；另一方面，人们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对国王怀有一种敬重的心理。一个不犯错误、统而不治和至高无尚的君主被认为是英国民众的幸福，长期受议会制约的国王还被视为人民自由和财产的保护偶象。使人们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在国王统治下的安全感。英国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当国王在白金汉宫时，全国人民睡眠得更安静，更和平。”④
    当国王侵犯到民众的私有财产时，他们又会依靠法律，支持议会，奋起反抗。英国革命推翻了查理一世，但在人们心目中，他还是国王。例如，从革命的上层领导者到社会百姓，许多人仍希望身为囚徒的查理一世复位，“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的传统思想颇为顽强。⑤在对国王的审判中，多数人是勉强的。当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身首分离时，“数以千计的观众齐声发出痛苦的呻吟。”⑥在共和国时期，随着克伦威尔个人独裁统治的继续，希望一位贤明君主登位的心理在社会上尤然而起。这是导致共和国迅速蜕变和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人的特殊的忠君心理状态可以从以下两个事实的比较中看出；一是当不受法律限制的克伦威尔死后，在许多人的心中暗自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英国为克伦威尔举行了“一次最欢乐的葬礼”，因为，“弓弦必然稍微松驰一下”；⑦一是当查理二世允诺“尊重议会和先例”后而返回伦敦时，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迎。这说明，由于国王与克伦威尔不一样，前者受制于议会，处于法律之下，而后者反之，因此，英国社会拥戴了前者，摒弃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