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也是英国历史上流民充斥的时代。本文要研究英国历史上流民的形成问题，并探讨英国政府的流民政策。
    一、圈地运动和流民
    14世纪末叶以前，英国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绝大多数居民都从事农业生产。农村盛行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庄园制度，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人身上依附于领主，因而没有人身自由；与此同时，封建主也要承担对农民的所谓“保护”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证农民的世袭份地的耕种权。到中世纪后期，这种制度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而遭到破坏；1348～1354年间的黑死病，又使英国丧失了1／3的劳动力，以使用劳役为基础的庄园制度无法维持。因而，到14世纪末，庄园制度瓦解了。原来的农奴通过“折算制”赎买了部分封建义务，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解放，成为独立小农；同时，封建领主对农民的“保护”义务也相应地解除了，农民的世袭份地也就不再具有保障。这样就产生了农民与土地分离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是16～17世纪英国流民产生的制度原因。
    造成16～17世纪农民大流动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圈地运动。解除封建义务的自由农民，其黄金梦刚刚开始，就被骤然而至的圈地运动打破了。圈地的早期动因是羊毛价格上涨和养羊业兴起，而后期原因则更多的是城市以及工业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要求以集中经营的大农业代替小农经营。这一事件在英国历史上延续了三百年之久。
    早期的圈地是直接把原来的耕地变为牧羊场，而把原来土地上的农民赶走，造成大批大批流离失所的人群。亨利七世所颁布的一条法律提到，“以前200人活动的地方，现在只有两三个牧人在牧放羊群。”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全国的圈地所形成的农业流失人口数，但根据文献分析这个数量是不小的。
    把耕地变为牧场，看来并未导致农业的长期衰落和农产品匮乏，因而，在圈地背后必定隐藏着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的事实。另一方面，部分围圈起来的土地并不是全部变成了牧场，而是将小块地连成大片，一并租给大租佃农场主进行集约经营。在这种集约经营的土地上，地主或租佃农场主从事土壤改良，整治土地，修建灌溉系统，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排挤出来的原因。亚当·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写道，“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①
    因此，16～17世纪的英国，我们看到的是农业部门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大量地不断地排挤农业人口；但另一方面，产业革命尚未到来，城市和工业发展不能将这些过剩人口吸收，两个过程如此不协调，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大批的流动人口。马克思指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的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适应新状态下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乞丐、盗贼、流浪者”②。
    同时，贵族家兵队的解散和解散寺院事件，又大大增加了流民的人数。玫瑰战争以后，亨利七世着手解散大贵族所雇佣的家兵队，这是预防内乱续起的必要政策。这些被遗散的家兵形成失业者中名声最恶劣的一部分。在失去土地的农民尽可能寻找新工作的场合，这些恶汉自然变成盗匪。正是由于这些人，使为对付乞丐而制定的野蛮法律有了借口。1536年和1539年解散寺院使几千人流离失所，于是新的失业者又潮涌而来。僧侣本身大半得有恩俸，但人数众多的寺院仆役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大多沦为流浪者。同时，寺院解散后，寺院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也被席卷而去。
    关于流民的情况，有许多材料记载。英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写道：“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弧儿、寡妇，乃至可怜的抱着乳儿的母亲，一律无赦免地被迫离开家园。他们缺乏生活资料，但多的是人口，无处安身。他们是仓促间被迫离开，不得不贱价变卖财产，当他们一文莫名而徬徨流离不知所措的时候，怎能不铤而走险，若是沦为盗贼，那就会在一切法律形式下遭受绞刑。”
    因此，从16世纪起，英国到处充斥着流民。尽管没有关于流浪者人数的资料，但许多情况可以证明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仅就伊利莎白时代的伦敦来说，人口约有20万，而常年流浪的人口就有5万以上。③1698 年索耳通的弗列特切尔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④。他们没有栖身之所，没有工作，没有面包，对社会充满仇恨，不惜铤而走险。因而，他们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1536年的“求恩巡礼”运动，1594年的凯特起义，都使都铎王朝惊慌失措。此外，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造成城市的供应、卫生、住房等问题，并造成治安混乱。这一切都被视为对有产者的威胁，是对都铎王朝的威胁。所以都铎王朝一直与这些饥饿的人群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