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既需要议会来管理国家，又十分崇拜国王的社会心理对英国的发展有着作用。新航路发现后，英国的海外扩张有了长足的发展，国王逐渐作为英语民族的象征而起到了维系大英帝国的作用。对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英国移民来说，没有任何人和机构能够有国王那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因为，他们当初是以国王的臣民移居海外，以后又以这种名义与英国保持着联系；同时，国王也是他们在海外开拓奋斗的精神支柱。因此，在英国的殖民扩张中，国王的形象被用于维护大英帝国的完整。这一事实在人们心理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是使英国人崇拜国王的一重要因素。
    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状态，使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人敬重国王的热情仍未削弱。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王是一个遵纪守法、贤明善良、社会安定和帝国统一的偶象，而不是路易十四或慈禧太后式的握有实权的君主，正如恩格斯所说：“君主这一要素在实际上变得愈不重要，它在英国人的眼光中的意义就愈重大。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英国更崇拜统治而不治的人们。”⑧
    这种社会心态是那“外表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共和政体”⑨的君主立宪制产生的理想温床。在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它施放出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使君主立宪制在1660年以后得以确立、完善和发展，出现了“百姓的自由与君主制并存”⑩的社会局面。
    中世纪时期，人们普遍接受了“君权神授”理论。在社会上，如果对国王不服从或不忠于，将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反映了中世纪人际关系上的人生依附关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封建的人生依附关系逐渐松散，并逐步被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所替代。于是，以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君权神授”理论相伴着君主专制政体危机的加深而不攻自破。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40年初议会所通过的许多法案，都对君主的权利作了种种限制，表明“对国王的不忠，并不就是对公共事业的不忠”。（11）内战期间，君主专制制度受到沉重打击，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虽然有1660年复辟，但是，查理二世不是象通常的国王一样自然继承王位的，而是在议会决议和他承诺《布列达宣言》的前提下，有条件地登上王位的。1688年光荣革命后，国王是被议会“邀请”前来的。由于国王权力的来源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来自于议会，所以，国王也随之走下了神坛，其地位与普通民众平起平坐。如果他违法乱纪，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查理一世就是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们善良人民的公敌”的罪名而命归黄泉的。这些都证明，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再也恢复不起来了。在政治领域，君权衰落和议会权力增长是贯穿于17世纪的总的发展趋势。在这过程中，在人们的思想里，判断一个人的政治行为，已不是看他对国王的态度，而是看他对国家的态度。
    共和国：“只不过是英国的插曲”
    1649年5月19日，英国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它宣布：“现在的议会以它的职权宣布并且规定：英国的人民和所有隶属于它的领土和地区上的人民，都是并且都由此构成、缔造、建立和团结成立一个共和国和自由邦。它将由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即议会中的人民代表和他们所任命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所统治，而不需要任何国王和贵族院。”（12）它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顶峰，即以推翻旧的封建上层建筑，建立新的适应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为内容的革命的任务已完成。然而，这英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共和国的建立，是议会与国王在就国家政治制度问题上的对抗无法调和的意外产物，不是英国革命发展的结果或革命的目的，并与英国的国情是不相符的。
    从长期议会的召开直到第二次内战结束，议会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力量的奋斗目标不是要废除君主制，而是要控制它，并将这种控制制度化，“渴望废除暴政和享有自由的人民则迫切要求建立一种不易使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政体。”（13）于是，议会多次就限制王权的方案同查理一世谈判，本无意要推翻国王或建立共和国。但是，查理一世也不愿陷于“空有国王的虚名”，而一再加以拒绝，甚至高傲地对独立派高级军管声称：“你们没有我就不行。如果我不支持你们，你们就将陷于毁灭。”（14）这致使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冲突日趋恶化，难以缓和。有些人相信，君主制在英国是非常危险的，而现有的各项限制措施又非常软弱，不足以限制一个自行其是的暴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克伦威尔不得不决定：“当发现我们不大可能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时，从那以后，我们立刻就决定要使他毁灭。”（15）接着，议会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和酝酿，大权在握的克伦威尔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宣布建立共和国。
    当这个“没有国王和上院”的一院制共和国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能起领导作用的有效政府的轮郭”时就早产后，它与社会和时代的不相适应性很快表现出来。天赋权力和公众认可之类的言论构成了共和国政治理论的主要思想基础，但是，新政体却无法将这种理论转化为保护人民自由和财产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这种矛盾和由它产生的危机突出反映在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与英国其他政治派别及民众的关系上。克伦威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自封护国公，成为无冕之王。在他的言论中，时常流露出废弃共和政治，重建君主政体的意图。独立派上层和高级军官成了新的显贵，他们控制着议会，专横武断。在克伦威尔的统治下，民众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和践踏。这激起了平等派的斗争浪潮。一本平等派的小册子尖锐地指出：“以前，下院没有上院的赞同，什么也不能通过；现在他们没有军官集团的赞同，什么也不敢通过。以前，我们受一个国王、上院和下院的统治；现在我们受一位将军、军事法庭和下院的统治。请问，区别何在？”（16）共和国时期的残阙议会被掘地派的温斯坦利看成与“君主制一样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