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引进西方史学，从最初的借助东邻日本的间接介绍，到直接接触西方史学原著，约略说来，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史学多受冷落，其翻译与介绍都相当困难，遑论系统的研究与深入的探索了。“文革”十年，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完全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尤其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改革开放的十多年里，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对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研究作一番回顾，从总体上揭示成绩，探究失误，对推进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和这一学科的自身建设，对整个历史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西学东渐的步伐大大地加快了。现时代的西方史学同西方其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一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猛地撞击着古老的东方史坛，域外异说的盛行，诸家论见的风传，大批著作的出版，各种新方法的鼓吹，象一只变幻无穷的万花筒那样，在国人面前呈现出了西方史学文化色彩斑斓的景象。可以这样说，这10多年的中国对西方史学的研究，远远超过了“文革”前的17年，堪称为近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因而也是取得成绩最多的兴旺时期。现究其要者，列举数端。
    1.开始对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作出总体性的评介
    从总体上研究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揭示其特点与走向，这是关系到西方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又同我们批判继承域外史学遗产、推进史学现代化密切相关。近10年来，对西方史学自身发展历史的探索取得了成果，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不少，80年代前期问世的有，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孙秉莹的《欧洲近代史学史》。郭著是一部上起古希腊迄至汤因比的贯通古今的简明的西方史学史，这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中，也许可说是“零”的突破；孙著则展示了14世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至20世纪初的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进程，是我国第一部西方史学史学科中的断代史的专著。至80年代后期，这类著作续有出版，而且其整体研究水平也有了一些发展①。
    从这一时期发表的大量的论文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对从古典史学发展到现当代新史学的各个阶段的西方史学都有所研究，其中谭英华的《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历史思想的更新》②、赖元晋的《十八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③、张芝联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④、朱本源的《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⑤、庞卓恒的《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和变迁》⑥、陈启能的《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⑦等论作尤为学界所注目。
    对中西史学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总体研究。近年来，这方面虽有过一些论述⑧，但总的数量不多，探讨尚处在初级阶段。这类综合研究，要在一个历时性的考察中作出跨越中外的共时性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已有的成果，无疑将为后来者创设条件。
    2.重新评估西方史学理论
    由于“左”的干扰，在“文革”前17年中，对西方史学理论大多采取摈弃与排斥的态度，一些上纲上线的批判，因为缺乏具体的科学分析而鲜有说服力与生命力。这一情景，我们从那时对19世纪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现代的文化形态史观、20世纪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理论等所作的猛烈批判中不难窥见一二。
    新时期以来，对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评工作，一是涉及面广，差不多囊括过去被批判过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全部；二是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之间，展开了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争鸣，这在过去是难以进行的；三是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西方史学；四是重评促进了西方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化，推动了这一学科的自身建设。对兰克史学的讨论就反映了这种重评的特点。
    兰克史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颇具影响的一种史学理论与史学流派，在旧中国就十分盛行，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明确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形成了“中国的兰克学派”，影响甚大。建国后，兰克史学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观、科学方法等，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而较少能得到公允的评价。近年来，研究兰克史学的文章不时出现在报刊中。有论者认为兰克史学是“符合实证科学原则的”；也有认为是“反科学”的。有论者指出，兰克史学理论自身也是有变化的，“我们可以发现从客观走向主观这样一种倾向”⑨；有论者揭示了兰克的史学理论与其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如兰克“一贯反对对历史现象进行概括，但他却经常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进行概括，把一切历史变化的动因归之于上帝，这就是最高度的概括”。⑩也有论者指出，对兰克史学，既要看到他的如实叙述者的形象，更要看到他的理念论者的形象，这两者在他那里须叟不可分（11）。诸家各抒己见，充分展开争辩，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就得到了澄清，对兰克史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3.拓宽了西方史学的研究领域
    昔日，我们往往以某种傲慢的心态来对待西方史学。封闭的环境，狭隘的眼光，造成了领域的偏窄。改革开放大潮使国际交流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家的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西方史学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相应的开拓。突出的一点是，引进了许多现当代的西方史学流派。法国年鉴派史学在新时期中国史坛风靡一时，就是最为明显的表现。我国史学界，对这个创立于本世纪20年代末、50年代就在国际史学界发生重大影响的史学流派，在“文革”前几乎是完全陌生的。1978年，张芝联教授撰文首次向国内学界介绍这一派的史学理论（12），此后研究这一学派史学理论的文章接踵而来，直至青年学者姚蒙的专著《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13）一书的问世。我国学者从总体上高度评价了年鉴派史学在当代西方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称它是20世纪史学的一种新范型，不仅开拓了西方史学的新方向，而且也发展为当代国际史学的主流之一。我国学界对具有年鉴派史学特色的总体史理论和三维历史时间观等探讨较多，论作不少（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