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方向是要努力推进历史学的现代化，创建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体系。未来的中国新史学将发展为何种面貌，笔者不敢冒昧揣测，但它决不是一个排外的封闭式的体系，这一点将是确定无疑的。建国后40年尤其是中国新时期对西方史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对历史科学（包括对西方史学研究）提出的时代需要，已经明确地昭示我们：
    第一，西方史学的研究应与中国史学的结合。作为一种大趋势，它将会逐渐增强。要把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引向深入，今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在中外（西）史学的结合上下功夫。我这里说的“结合”，主要有这样二层意思：
    首先是指与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的结合。我国的史学具有丰富的遗产与悠久的传统，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在世界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对此，我们既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予以批判的继承。新时期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总的看来，对它进行理论上的反顾似显得不足，为了推进史学理论的建设，我们现在需要对中国的传统史学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回顾。对此，可以逐渐开展中外（西）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外（西）史学的相互交汇的比较研究，将是颇具学术开拓意义的课题。随着这一工作的展开，不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遗产会有所发掘，也必将会把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其次是与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或具体课题相结合。近年来，曾经出现过少数探索性的作品，但由于未能吃透或完全弄懂某种域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精神实质，以至这些作品至今未能取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个别作品，如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之类，简单地套用控制论与系统论构筑“超稳定系统论”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原因，不仅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而且也不符合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进程（19），其结果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最终也败坏了引入的某种西方新理论或新方法的本身。今后在继续介绍西方各种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同时，更应当注意把它们正确地运用到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中去，从而写出体现这些理论或方法的、用来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或实例的著作，唯其如此，才能使这些外来的理论或方法获得生机与充满活力。
    为了使这种结合更有成效，在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西方史学理论，特别是一些技术性较强的领域（如计量方法等）的引入，应当考虑到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实际情况。作为一种目标或一种素养，中国历史学家无疑应当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手段，但当代中国史家的知识结构或研究手段，在短期内还难有突破。因此，中国学者在选择、运用与推广某种新理论或新方法时，应当稍稍（不是迁就）留意到当代中国史家可能接受的程度，这在实际运用中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否则，方枘圆凿，事倍功半，甚至会适得其反。
    第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应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相结合，使两者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是密切联系的。史学理论可以通过史学史弄清自己的本源，批判继承其优秀传统，并可帮助我们选择课题，以确定当前史学理论所要解决的任务；史学史也可通过对过去形态的史学理论的发掘阐发与评述而强化史学史本身的理论深度，构建史学史的本体理论（20）。反观近年来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中的不足与失误，究其原委，除了极个别的背离或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外，其中多数是对西方史学自身新陈代谢与发展嬗变的情况不甚了解，致使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工作带有不少盲目性，走了不少弯路。目前提出的一种倾向性意见认为，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不宜再过多引进诸如汤因比、克罗齐或柯林武德等类的历史哲学，而应把这重点转向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论，应重点评介国外（西方）有影响的学派的具体研究成就、理论和方法。这势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因为要研究当代的西方史学理论，便会涉及到本世纪以来西方传统史学的衰微与新史学思潮的勃兴及其两者的关系，向上可延至近世以来的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史学等，甚至还可溯及到西方史学的源头--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等奠定的“古典史学”的传统……而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也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在90年代的中国史坛，但愿不再是两方面学者的相互隔绝，而是两者的交融汇合，两门各有其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也能因为沟通合作而又各显异彩。
    第三，随着西方史学研究的深入，将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更大进展。近年来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失误，必将直接启动人们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资产阶级史学具有重大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史家日益向唯物史观靠拢，并进而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理论，研究作品也不断问世。凡此种种昭示，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历史研究的新中国的广大史学工作者，更应当潜心寻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底蕴。80年代的中国史坛已经出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会促使我国学者作出进一步的探求；而以往在这一方面的薄弱或空白点，也将促进研究者悉心开拓。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继续深入开展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那么这种成果必将有助于中国新史学大厦的奠基，并对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及其未来带来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如有：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董进泉等著：《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陈启能主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
    ②③《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1991年第4期。
    ④⑤⑥《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1986年第2期，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