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这一思潮是如何产生、发展的?为何产生在最为“现代”的欧洲?又为何偏偏在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得到“万众一心”般的狂热拥护,表现出灭绝人性的残酷?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早在阴霾密布、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痛定思痛,写下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以下此书引文只注页码)这部意味深长的著作,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危害作了既充满感性,又饱含睿智的剖析和沉思。现在,法西斯失败已逾半个世纪,人们对法西斯的罪行已日渐淡忘,对法西斯当年兴起的缘由则更不经意。在这样的时候重温这位智者的沉思,或许会使我们于麻木中悚然警醒,对灾难产生根源进行深刻的反省,提防这类悲剧的重演。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成为欧洲历史上“昨日”和“今日”的分界线。“昨日”是一个安全可靠、温馨幸福、繁荣发达、充满信心和乐观精神的世界,“今日”则是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精神备受创伤、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在这动荡不安、寻求归宿的“价值真空”时代,各种强有力的极端思想必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最为极端的法西斯思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众人皆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可说是法西斯的鼻祖,但他在第一次大战前却是个“极左派”社会党人,激烈反对议会政治,尤其反对党内“温和派”参与议会政治和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亚的主张,并因此于1911年被判刑5年。他写道:“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无产阶级是我们的兄弟, 而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另外,他对暴力的爱好在社会党人中是出了名的,他坚决反对党内温和的知识分子领导人,鼓吹“街垒好汉”,相信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持久战中”,“将产生新的活力、新的道德价值,以及接近古代英雄的新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却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积极主张参战,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门,用洪亮的声音高呼这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战争!”(见[英]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结果,他被社会党开除,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战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虽然其具体纲领和表现形式在各国有所不同,但憎恨自由精神、反对民主制度和议会政治、宣扬坚决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推崇强权和暴力、主张专制统治、无情镇压反对派却是其共同特点。 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软弱混乱的魏玛共和国。这时,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旦价钱高达40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2000双鞋的豪华商店还贵,马克不断贬值,到1923年11月,1美元竟能兑40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 高通胀必然带来“高投机”,一些人在各类黑市大发横财,买下城堡、农庄、轮船和汽车,买下整个街道、整座工厂和矿山。结果,造就了一小批洋洋得意的暴发户和成千上万愤怒的赤贫者,大多数人的终身积蓄化为乌有,社会道德空前败坏。“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是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这时,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象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第346、348、349页) 与经济崩溃相对应的,是德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将从前侵占的法国、波兰、丹麦、比利时等国的领土归还原主,德国军备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赶到德国抢购,来自异国的穷人在德国却过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刺伤了素来自负的德国人的自尊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军人中激发起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人们自然又将这种民族屈辱归罪于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转而企盼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个人来报仇雪耻,复兴民族。 显然,“凡尔赛条约以及国民议会接受这一条约的耻辱、德国以前的敌国提出的新要求、软弱而又不断变动的政府,很不受爱戴的新成立的共和国、议会代表的愚蠢无能和缺乏经验、德国权力和威望的衰落,尤其是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都提供了许多可以用来鞭打‘这个体制’的有用的鞭子,而这些鞭子也一直被利用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最成功地利用这鞭子的,便是希特勒法西斯纳粹。最终,希特勒手执钢鞭在万众欢呼声中将共和国“这个体制”挞为齑粉。1920年2 月末,希特勒在慕尼黑宣布将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并公布了颇具吸引力的“二十一条纲领”,其精神实质有两点:激烈地反对垄断资本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它提出“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在政治方面,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提出“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尔曼和约”,“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和迁移我国过剩的人口”。由此自然发展为种族主义和极权统治,“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尔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对犹太人;第二十五点明确“要求建立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治国会及其一切机构拥有绝对权威”。这一点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领袖独裁为核心内容的“领袖原则”。 应该承认,这“二十五点”紧紧地抓住了德意志当时的心灵,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只有少数人看到了潜在的危险性。尽管德国经济从1924年开始好转,但纳粹势力一直在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咄咄逼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十分注意用“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争取群众,对商人、金融家、资本家、地主等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整个20年代,纳粹党员成份绝大多数都是下层民众,其中大、中学生和退伍军人又格外活跃,因为法西斯运动的“劲头及其狂热劲和拒绝作任何妥协的态度,创造‘英雄’业绩的无数机会,与政敌的不断冲突,所有这些都吸引了这些年轻人和退伍士兵。在这几年间,表现整个运动特征的,与其说是党组织,不如说是党的强有力的助手冲锋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那种横扫一切、建功立业的霸道和浪漫,与“平时”的平庸、刻板和沉闷迥然不同,对热血方刚、充满英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此,许多青年积极投身于法西斯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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