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质动物纹，以发现于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贵族冻土墓中的出土物为典型代表。其中包括了皮雕和皮质贴花两种形式：皮雕是在厚皮革上用浮雕手法雕琢出一个个动物造型，最具特色的有山羊、马和鹿。这些精雕细琢的皮质动物纹上，还往往施以金粉，以达到华美绚丽的艺术效果。皮质贴花是将薄薄的皮革按需要剪出大大小小的图案，再着以色彩和金粉，其中最精美的有虎噬山羊纹、翼虎噬羊纹、虎噬马鹿纹、有翼怪兽决斗纹、怪兽叼鹰纹、绵羊头纹、虎头纹等等。这些贴花纹饰，多用于装饰鞍具，而且往往和彩色毛毡互为表里，有的毛毡为里，皮革为面；有的皮革为里，毛毡为面，构成一种既耐用，又有装饰效果的艺术形式〔10〕。这些皮雕和剪贴的动物纹，是古代阿尔泰居民对动物纹艺术的一大贡献。
    木质动物纹，数量相对较少。典型的有巴泽雷克古墓。新疆且末扎洪鲁克古墓和吐鲁番苏巴什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巴泽雷克的木质动物纹是以浮雕手法表现动物，装饰车马具。扎洪鲁克的则是在一把木梳柄部的两面，以阴刻手法刻画出两幅图景。一幅是一只狼在追赶一只小羚羊；另一幅是两只大角盘羊带着小羊奔跑。苏巴什的刺猬形木盆，是把木盆的外形削刻成刺猬形，又在刺猬的背部刻出网状花纹，以象征它满身的尖刺。各地的艺术工匠，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选用木头做原料，创造出风格特色迥然不同的木质动物纹。
    毛织动物纹是动物纹艺术中另一重要分支，以图案化风格为主要特征。新疆南部地区的一些出土物令人瞩目。例如，与扎洪鲁克木梳同时出土的一块毛布上，就织制着一排大角羊的侧像，图案线条简洁流畅，色彩明快和谐，是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毛织动物纹。到了汉代，毛织动物纹在新疆更加发展。和田洛浦山普拉丛葬墓中出土的毛织裙带上，以连方形式织制着形态或相同或相异的动物图案，有鹿头纹、鹿全身纹，骆驼纹和山形纹；独角怪兽纹，胡蝶纹等等〔11〕。其中，鹿纹的表现最多，而且形式多样，反映出由头像到全身像，由具体到抽象的这样一种发展过程。鹿角的描绘，更能说明古代艺人对鹿的深刻观察和体会。往往是一个连方的鹿角表现其正面形状，另一个连方表现其侧面形状。鹿纹全身像中，鹿身上还装饰有羽翼、尾部也有变体装饰。鹿四周的空隙处，也填充了象征性的变体装饰。山普拉毛织带上的动物纹，已是动物纹艺术发展到顶峰期的佳作。
    骨、石、陶器上的动物纹，各地也有发现，但数量不如金和青铜质那样繁多。骨质动物纹以骨镳形式出现最多。把骨头雕刻成动物形象，腹部穿孔，作马具使用。这种形式是欧洲草原斯基泰式动物纹的重要题材之一，新疆和静察吾呼文化中也有发现。
    石雕动物纹，在新疆有二例。一是伊犁霍城地区发现的羊头石雕。它是在一椭圆形石头前半部，雕刻一正面羊头像。羊的大角向下弯成半圆形，鼻子突起，眼圆而鼓，嘴巴呈一微凹的圆点。石的后半部为一深凹的圆窝状。这种器物的功用，估计与生殖崇拜有关。另一石雕兽形是阿勒泰地区出土的兽柄石臼。石臼柄端刻一兽头，头上有双角，口微张，形态古朴。古阿勒泰地区有悠久的石雕传统工艺，将动物纹艺术与这种工艺相结合，自然是得心应手。
    陶器上彩绘动物纹也是动物纹艺术的一种表现手法。新疆察吾呼文化遗址中，除发现青铜和骨质动物纹外，还有陶器上的彩绘驼纹和变体蛙纹；温宿县包孜东古墓中，除大量出土青铜动物纹外，还发现了一件鸭形陶壶，其壶体鸭形状，头颈部为流口，腹部贴有凸棱以似羽翅，表现手法颇为独特，是半游牧地区动物纹艺术的特色。游牧民族长期游牧、狩猎的生活，使他们对动物的感受最为深刻。动物的奔腾跳跃，野兽的凶猛顽强，飞鸟猛禽翱翔于天际的自由，正好和游牧民族粗犷膘悍的心理张力及其自由奔放的游牧生活相一致，相协调，从而也激发了他们的审美情感和艺术创造灵感，使动物的飞跑奔放之美，猛兽的威武勇猛之气，通过草原艺术工匠之手再现出来，最终形成了盛行长达10个世纪之久的、辉煌灿烂的草原风格的动物纹。
    * 本文于1995年3月30日收到
    注释：
    〔1〕〔7〕田广金、郭素新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91页。
    〔2〕〔3〕〔4 〕г·н·库罗奇金：《斯基泰的野兽纹艺术与鲁里斯坦青铜器》，载于《俄罗斯考古》1992年第2期第102页。
    〔5〕户晓辉：《动物图象与生殖巫术》，《西域研究》1993 年第1期第8页。
    〔6〕阿基舍夫：《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人艺术》， 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8年俄文版。
    〔8〕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
    〔9〕王欣译：《斯基泰艺术》，《新疆文物》1994年第1期。
    〔10〕谢尔金、鲁登科夫著，汤普森译：《西伯利亚冻土墓葬》，（英文版）加里福尼亚大学1970年版。
    〔11〕新疆博物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