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产领域的集中和垄断趋势相一致，在德国银行业也出现了迅速集中和兼并现象。在1901年危机中，德意志银行兼并了49家中小银行，德雷斯顿银行兼并了46家，贴现银行兼并了28家。这些德国大银行不仅扩大了对工商企业的信贷业务，甚至自己也直接参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弗雷德里克·莫罗指出：在德国“每家银行都是一个公司的金融中心。而且为了分担风险，几家银行联合向同一个公司贷款。”〔4 〕正是这种“德国信贷银行与工业本身积极力量相结合，促成了德国的工业化。”
    垄断组织利用其“统一的经济力量”，对内相互排挤竞争，维持垄断价格，对外要求争夺在世界市场上的更大份额，甚至称霸世界。1911年9月，工业巨子斯廷纳斯对泛德意志联盟主席克拉斯说：“你看， 只要我能把持意大利的煤炭供应，能悄悄地在瑞典和西班牙掌握必要的铁砂，并且能在诺曼底站稳脚跟--一言以蔽之，让它平静无事地再发展三、四年，德国就会成为欧洲经济上不容争辩的霸主。再有三、四年的和平时期，我保证德国称霸欧洲。”〔5 〕垄断组织的上述愿望和要求直接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外交政策之中。
    德国的迅速崛起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英国为霸主的国际经济秩序。英国和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而德国等新兴工业国后来居上，在许多领域已名列前茅。德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已从19世纪70年代的第3位，上升到20世纪初的第2位。英国则由1870年的第1位，下降到1913年的第3位。
    德国重商主义思想家冯·霍尼格在17世纪曾提出了一种衡量国家富强的相互效应理论。他认为：“今日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并不取决于其力量和财富是否丰富或牢靠，而是取决于其邻国所拥有的力量和财富是超过还是不如这个国家。”〔6〕巴尼特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他并且把各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结构的差异、民族特点差异、外交政策风格差异等也纳入了应考察的范围。
    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虽然在某些领域里其实力仍不如英国等国家，但是，其发展速度却超过他国，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奠定了德国外交政策急不可待的特点。
    综上所述，伴随着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的工业和金融寡头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德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多地代表了垄断集团的利益和要求。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德国资产阶级力图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体系，这就构成了这一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实质。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外交政策产生于种族主义、扩张主义、沙文主义泛滥的环境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控制舆论的沙文主义团体，其中以“泛德意志联盟”最重要。该联盟成立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拥有盟员约2万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其成员基本上由容克贵族、 工商业家、军官、律师和教授组成，能量相当大。
    该联盟在经济上既受到垄断财团的金钱支持，也受到政府财政补贴。因此，它直率地表达了德国垄断集团对外扩张争霸的要求。早在该联盟成立之初，其机关报《泛德意志报》便要求把德国版图从波罗的海、北海一直扩大到波斯湾，并且吞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以后它又提出更狂妄的扩张计划，主张把法国的东北部、芬兰、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乌克兰都包括在德国版图内。〔7〕该联盟同时也与政府密切配合，说出政府想说又暂时不便说出的话。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基德仑在1911年会见该联盟主席克拉斯时就赞成在外交部和泛德意志联盟之间采取秘而不宣的幕后分工，“你们攻击我，就使我有说的了。我可以向外国代表们说，外交部愿意接受斡旋，但德意志联盟却在背后作梗。他们的势力很大，我不能不有所顾忌。各国必须迁就一下。”〔8 〕正如阿柏特·诺尔登所指出的：“外交部和泛德意志联盟之间的双簧值得十分注意--在对外关系的紧要关头，它不负责任的主张却是德国政府决策的准绳。”
    在这个时期德国的思想和舆论中，关于德国的使命感、责任感思想十分盛行。冯·迈森道夫写道：“德国人有一个天意明确指示的特殊任务；她必须力图完成使他人文明化的特殊使命。”德皇威廉二世于1900年10月11日在一次演说中说：“我希望将来我们的德意志帝国能象罗马世界帝国那样紧密统一、强大和有权威。如同罗马人当时骄傲地宣称，我是一个罗马公民一样，我们将来也许只需说：我是一个德国公民。”1905年3月22日， 他在不来梅说：“上帝召唤着我们使世界文明化：我们是人类进步的传教士。”〔9〕与此相联系，关于德国种族优越的思想也广为传播。历史学家吉泽布雷希特写道：“统治权归德意志是因为它是一个优越的民族，一个高贵的种族，它适合于控制其邻居，正如每个具有优越的智力和力量的人有权和有责任支配其周围智力残缺者一样。”“我们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是优越的种族；我们是最好的殖民者、最好的航海家和最好的商人。”人类学家沃特曼写道：“从生理和智力观点看，德国人都是优越人种。”〔10〕为了实现所谓扩张和统治的“使命”，德国的扩张主义者公开鼓吹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战争。贝尔哈迪写道：“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十分清醒，没有一个民族象我们那样要对付如此多的困难和敌意……我们现在想要获得的东西必须用战斗获取，战胜敌对利益和列强的强大力量……如同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由于斗争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以战斗方式解决，舍此无它。”经济学家伏格特说：德国商业必须“在德国大炮的保护下广泛传播”。另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世界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令人遗憾的事实”，即“道德和理想总是为了物资优势而牺牲，正义总是为了强权而牺牲。”“这是历史残忍的教训。因此，为了生存，德国必须以行动而不是言词来应付不幸的事实。”历史学家亨利希·冯·特莱切克认为战争是上帝的一种赐福，“上帝将保证使战争一再爆发，就象人类总是不断要服用烈药一样。”有人更把德国军国主义精神描绘成“它恢复了海上强者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条顿骑士、齐格弗里德和阿尔米尼努斯的活力。这是尼伯龙格原始英雄主义的本能，是使早期英雄战胜他们的敌人的力量和狡诈的英雄行为，是战争和冒险精神，是战胜危险、冲突和苦难的精神。”〔11〕德国社会的这种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也深深渗透到学校教育中，毒化了一代年轻人的心灵。克鲁普斯卡雅在1916年的一篇题为《论德国国民学校的时代精神》的论文中，揭露了德国教育中的这种恶果，“现代德国国立学校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它正是教育国家所必需的仆人--首先是兵士……国民学校的更加军国主义化，对儿童权利和人权的更加忽视，把学校变成达到国家及军事目的的工具--这就是德国国民学校所期待的。”〔12〕这一时期德国的各种非民主思想泛滥成灾并不是偶然的。它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及时地表达了垄断集团的意愿。但是，如果我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广为传播的种族主义、扩张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潮看成是德国独有的现象，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同时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书刊等传播媒介和思想界中，也都可以看到这些非民主思想泛滥的严重现象。吉尔伯特·默里在1900年就指出了这一事实：“每一个国家似乎都宣称，‘我们是世界的精华……我们首先有资格来管理其他国家’。”在这个“新帝国主义时代，我们可以从每一个其他大国那里听到类似的呼声。”保罗·肯尼迪把德国与同时期的其他列强进行了对比，指出：“把德国关于扩张的‘思想意识’夸大为格外具有侵略性也可能是不恰当的，因为法国、俄国、英国、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也直言不讳地宣布了他们国家的明确的目标，虽然他们使用的语调比德国的温和，不那么激烈”，“对德国的扩张主义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个国家已经具有改变现状的力量手段，或者已经具有创造这个手段的物资资源。”〔13〕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如同上面我们所指出的，上述思想不是少数学者或宣传家不负责任的演说、文章或言论，它们往往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政府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在那些沙文主义组织和它们的喉舌背后常常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