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理论，是解释民族一致性的第三种理论，最好的表述者是朴盖敏。朴盖敏在《族裔商业的兴起：亚特兰大的朝鲜小生意》一书中认为，尽管许多朝鲜移民受过高等教育，在朝鲜时往往操白领职业，但他所了解的多数人在美国却不能找到同样的就职机会。这种事实加上语言困难，是促使其自谋生计的重要原因；一半以上的人曾经历过某种职业歧视，但只有1/3的人认为歧视是促使其作出决定的主要原因。简言之， “朝鲜移民对其劳动市场不利形势的理解要比对东道国歧视环境的感受更为重要”。不同于博纳西什和孟德尔，朴氏认为朝鲜移民通过商业参与经济流动，而且，他们感知到劳动市场的不利，这是决定他们在这个国家开始商业经营的中心因素。这样，朴氏与莱特也不同，认为朝鲜人的决断是经济的和理性的而非文化的〔15〕。
    民族一致性是阿莱詹得罗·波特斯及其同事在研究阿迈密古巴人时最广泛探究的课题。他们把种族歧视看作驱动力，但不同于博纳西什，他们认为移民愿意选择把进入所谓的“飞地经济”作为通向同化的可见选择。在《移民飞地：迈阿密古巴人劳工市场经验之分析》一文中，波特斯和肯尼斯·威尔逊表明，古巴人的经验与关于双重劳工市场的一般推测是多么矛盾：不仅是飞地工人未被限制于二流劳工市场，而且如同首要劳工市场的工人一样，他们同样可以聚敛资本。在《拉丁行程：美国的古巴与墨西哥移民》一书中，波特斯和罗伯特·巴赫认为：在民族飞地内部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业主得到一支稳定的可付以低薪又不喜组织和闹事的劳动队伍，而工人获得了在其他地方不可能找到的就业和升迁机会。这些得到完成的相互“义务”稳定了飞地经济，使之成为大家的一种可以生存的机会。该理论具有创新意义的地方，是认为主体社会对于飞地经济与社会的孤立并不存在大的负面代价，民族飞地的发展是一种自愿自觉的行为，不是逆反之举〔16〕。
    第四、民族阶级民族一致性理论的缺陷，是不承认民族内部的差别，总命题是集团中的每个人都得利于民族团结。民族阶级说则明确承认：集团内的阶级分野可能比民族差别在美国历史中显得更为重要。
    斯蒂芬·斯坦伯格在《族裔神话》中阐述了这个论题。他提出：某些欧洲移民集团之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基本上是由其经济环境的变化所促成的一种社会阶级现象。他举犹太人为例，认为身怀工商业技术的犹太移民有幸在美国发展工商业之时投身城市生活，正可谓占了天时和地利。他举1897年俄国统计数字说：“70%的犹太人在俄国时是受雇于商业、制造业或是工艺人；只有3 %的人立足农业。比较之下，有61%的非犹太人工作在农业部门。”斯坦伯格写道：“总之，东欧犹太人不是农民，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他们在美国的命运而言，具有深远意义。”〔17〕按斯坦伯格的观点，托马斯·索维尔所谓的犹太人拥有助益性的文化特征的论点，没能精确解释得了犹太人的成就。它没能解释非洲裔美国人何以在美国历史中难以获得经济上的流动，而且内战后黑人在南部自始至终处于低工资、低难度的工作，在北部也与高薪工业职业无缘。这种破坏性的带有显而易见的歧视的经历，不能由“文化上的不足”作出解释。在近年出版的最引人争议的著作《日见微弱的种族重要性》一书中，威廉·朱丽娅·威尔逊提出对黑人经历所作的一种民族阶级式分析。他认为美国种族关系经历了两个历史转变：一是从内战前奴隶制时期到二战前工业时期，二是战后年代。按威尔逊的说法，后一个时期，由于有民权运动期间形成的深远的社会及立法上的变革，为美国黑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商、从政和作专职人员的机遇：“现在黑人们的生活机遇更多是要与其经济上的阶级地位打交道，而非每时每刻地与白人打交道。”〔18〕不过，威尔逊知道富裕的中产阶级与非洲裔下层阶级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日益增长的不和。后者基本缺乏教育机会，局限于低薪职业或处于失业状态，几乎看不见希望。这种分叉，源于经济的重新布局，即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高技术信息和服务性经济转变。要求一支具有高等教育的劳动队伍。它异乎寻常地破坏了市中心贫穷者的生活。威尔逊承认，尽管这种改变并非是因为有任何需要专门对付某个集团的种族意识政策，但它对黑人人口的诸部分构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他的另一本《真正不利的处境》，呼吁出台一种无论种族背景，旨在帮助穷人的广泛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发展计划。
    戴维·蒙蒂加诺在其《得克萨斯形成中的盎格鲁人和墨西哥人， 1836-1986》一书中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种族阶级式分析。在西南部“盎格鲁人”与墨西哥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有关该地区的大部分传统的历史著作却始终是用白人的观点。这种文献把兼并墨西哥的土地、印第安人与墨西哥人的屈服、铁路的修建看作是美国征服带给这一地区的“进步”。蒙蒂加诺把得克萨斯墨西哥人的历史分作4 个不同的时期：（1）“结合”期（1836-1900年）。 这一时期确立了一种“和平结构”，上层墨西哥人和英裔大地产者保持着已存在数代之久的准封建体制。（2）“重建”期（1990-1920年）。此时农业发展， 老地主与新来的务农者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3）“隔离”期（1920-1930年）。这时“现代”农业社会有发展，种植园主对于劳工的控制导致对墨西哥人明显的隔离。（4）“一体”时期（1940-1986年），其间， 城市工业运作把权力从农场主手中转入商人和消费者手中，人们可见墨西哥裔美国人当中政治积极性的高涨。蒙蒂加诺认为，这标志着他们的政治一体性和增长了的影响〔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