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寿春城防的基本策略
    寿春城池的防守通常有两种战术策略。一种是放弃外城，收缩兵力，进入内城防御。如《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曰：“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今寿阳城小而固。”说明防守者是退据内城来抵抗的。前引《南齐书》卷二五《垣崇祖传》亦曾追述刘宋南平王刘铄在抗击拓跋焘南侵时，“以郭大难守，退保内城”。但是更多的战例是采取第二种战术，即坚持在外郭防守，如果失利，被敌人攻陷后再退保内城，依托第二道防线进行抵抗，这样可以有更多的周旋余地。例如《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载北魏正始元年(504)三月：“值贼将姜庆真内侵，士民响附，围逼寿春，遂据外郭。宝夤躬贯甲胄，率下击之。自四更交战，至明日申时，贼旅弥盛。宝夤以众寡无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国东门，率众力战，始破走之。”《梁书》卷二八《裴邃传》载普通四年(523)：“大军将北伐，以邃督征讨诸军事，率骑三千，先袭寿阳。九月壬戌，夜至寿阳，攻其郛，斩关而入，一日战九合，为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绝拔还。”
    以上都是在外郭被破后退守内城，得以继续抵抗，不致立即陷落的战例。如果放弃外城，专守内城，则对守方相当被动。如垣崇祖所言：“若舍外城，贼必据之，外修楼橹，内筑长围，四周无碍，表里受敌，此坐自为擒。”(52)
    另外，南朝据守寿春城池的任务，还有探测敌军动向情报以及在优势之敌过境南下后，出轻骑游兵抄掠其辎重，断绝其运输道路等等。如南齐建元二年(480)，高帝裁省南豫州，左仆射王俭上奏表示反对。其文曰：“愚意政以江西连接汝、颍，土旷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寿春为阻。若使州任得才，虏动要有声闻，豫设防御，此则不俟南豫。假令或虑一失，丑羯之来，声不先闻，胡马焂至，寿阳婴城固守，不能断其路，朝廷遣军历阳，已当不得先机。”(53)齐明帝时，“建武二年，虏寇寿春，豫州刺史丰城公遥昌婴城固守，数遣轻兵相抄击。”(54)
    寿春城池虽然坚固，但是在通常情况下，防御作战的一方绝不愿意困守孤城；如有可能总是在其周边的紧要地点设置城垒戍守，以迟滞敌人的进攻，且分散对方的兵力，借以争取时间，等待救援。早在三国时，曹魏寿春守将诸葛诞面对吴军的攻势准备，除了请求增调援兵之外，“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55)东晋南朝防守寿春也是采取这种战略，即在附近筑城防御，如果敌军人少就分散抵抗，寇多势众则将各城军民集中撤退到寿春。如《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二月北魏南侵，“帝闻之，敕淮、泗诸郡：‘若魏寇小至，则各坚守；大至，则拔民归寿阳。’”《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引周必大曰：“晋至宋，寿阳皆为重镇。寇少至则淮、泗诸郡坚守以待援。大至则发民而归寿阳。盖寿阳不陷，敌虽深入，终不能越之而有淮南。”北方政权对寿春的防御策略亦同。如《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言后赵“自寿阳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间远者裁百余里，一城见攻，众城必救。”历史记载寿春周边重要城戍有下蔡、硖石、马头戍、潘城(潘溪戍)、湄城、梁城、黄城、郭默城、苍陵、死虎垒、安城、黎浆、建安、阳(羊)石等；因为篇幅所限，未能详述。此外还在寿春周边地区河流入淮的几处水口(肥口、颍口、汝口、洛口、涡口)也设置了戍所，屯驻军队，以防止敌人船队由驶入淮河，或从淮河进入支流。
    三、隋唐以降寿春军事地位的下降
    魏晋南北朝是寿春在兵要地理上影响最为显着的历史阶段，随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寿春在军事战略上的地位逐渐下降。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是隋唐以降运河的开凿使用。隋朝建立之后，在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为了出兵江南，消灭陈朝，“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56)即对古邗沟、中渎水进行了疏浚和修整。隋统一中国后，炀帝又在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同时对山阳渎进行拓宽，以此方便漕运和巡幸。“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57)这样一来，隋唐时期南北水运的主要航道就确定在寿春以东，由通济渠(唐称汴渠或汴河)与山阳渎贯穿淮河流域，沟通黄河与长江。东南的物资大都经过这条运河向京师输送，而汴渠沿途则在唐代产生了好几座新的军事重镇。例如睢阳(今河南商丘)、埇桥(今安徽宿州北)、徐州、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另一方面，寿春经合肥至濡须口一线的水路则则渐渐湮废，尤其是合肥将军岭一带的巢肥运河因淤塞而不再通舟，造成这条航道的中途梗阻，无法直接沟通江淮，由此引起寿春的地位价值明显跌落。尽管如此，寿春在唐末五代仍可算做军事重镇。如南唐刘仁瞻在“淮南之地已半为周有”(58)的情况下，守寿州三年，使后周军队不能完全控制淮南，推迟了它们南下渡江、灭亡南唐的行动。
    靖康之变以后，南宋偏安江左，北方水利不修，使汴水干涸，舟船无法航行。淮上重镇渐向东移，于是泗水、山阳渎乃成为北通齐汴、南下江浙的唯一水道，楚州面对清口(淮泗口)，则是拱卫广陵京口的唯一门户。如陈敏所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马先自上流潜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盖楚州为南北襟喉，彼此必争之地。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涡、颖、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运河耳。北人舟舰自五河而下，将谋渡江，非得楚州运河，无缘自达。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凿老鹳河，通战舰以入大江，南唐遂失两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实为南朝司命，愿朝廷留意。”(59)《宋史》所载，“(韩)世忠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60)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六十万南侵，“中外大震。时宿将无在者，乃以(刘)錡为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逐路军马。八月，錡引兵屯扬州，建大将旗鼓，军容甚肃，观者叹息。以兵驻清河口，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錡使善没者凿沉其舟”。(61)可见南方政权必争必守的国之北门向东转移到淮河下游。
    其次，北宋以后，中国的政治重心地区逐渐由中原向东北方向移动，元明清三代王朝都在北京建都，而大运河蜿蜒数千里，沟通京杭，漕舟商船都由此道往来运输。虽然山川依旧，但是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寿春所在的淮南西部地区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兵家的热切关注。如徐益棠先生所云：“元明以后，淮水不修，水旱频仍，寿濠一带益加衰落。而运河纵贯，南北一家，寿春非复当时令人注意的要地了！”(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