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虽亦由士、农、工、商四民构成，其历史较日本更长，然而，这种展示社会分工、又反映社会地位的身分等级制，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故而缺乏稳固性。这首先表现在土地的买卖使贫富的改变经常化。此外，科举选官制度更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入仕的机遇。所以，中国缺乏形成严格身分制与世袭等级制的基础，各阶层处于经常的流动之中，而正是在这种流动中，中国形成了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社会组合，这种模式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一般的社会结构形态。也是通常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得以建立的原因之一。
    总之，在17、18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形成的前夜，处于都市发展时期的中日商人，在地位与权益上所表现出的差异，实质上是两国封建文化的差异，由于不同的文化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其都市的政治与经济，从而使两国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它表明，这一时期的日本，早期融入的儒家文化已经变化，并让位于其形成过程中的民族文化。而中国，明清时期的都市经济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仍不失为传统的都市结构与形态。
    都市被视为人类文明的象征。都市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缩影。由上述中日都市及商人的比较，我们不难找到19世纪中叶两国在转型时迥然相异的原因，也不难发现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主要在于根植于其封建社会中的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
    注释：
    ① 参见《原田伴彦论集》第3卷，第203页。
    ② 《史籍杂纂》第三，《由绪》；幸田友成：《江户与大坂》。
    ③ 竹内诚：《江户与大坂》，第97～99页。
    ④ 丰田武：《封建都市》，第352页。
    ⑤ 《续碑传集》卷3，冯桂芬《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潘公墓志铭》。
    ⑥ 《淮安河下志》卷12，见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商研究》一文，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3期。
    ⑦ 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二章，表六。
    ⑧ 乾隆《歙县志》卷13，义行。
    ⑨ 《碑传集》卷50，翁方纲《翰林院编修程君晋芳墓志铭》；徐书受《翰林院编修程鱼门先生墓表》。
    ⑩ 《原田伴彦论集》第1卷，第315页。
    [11] 《东京百年史》第1卷，第996页。
    [12] 《江户町人研究》第1卷，北原进《宝历--天明期的江户商业和札差》。
    [13] 谢肇浙《五杂俎》。
    [14]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1，王赠芳《谨陈补救淮盐积弊疏》。
    [15] 民国《歙县志》卷1。
    [16] 杨钟羲《意园文略》卷1。
    [17] 《清史稿》卷123，食货志四，盐法。